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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妹、母女一起沦为性奴隶,日军慰安所的黑暗远超你想象

先给你讲几个数字,但我不想说得太快。18岁、20岁,甚至更小。1943年日军军医在江苏淮阴给12个慰安妇做体检——这些女

先给你讲几个数字,但我不想说得太快。

18岁、20岁,甚至更小。1943年日军军医在江苏淮阴给12个慰安妇做体检——这些女孩只有日本名字,最大32岁,最小19岁。平均年龄23岁。但这不是全部。朝鲜幸存者金德玉被掳走那年14岁,海南的一些中国女孩才十二三岁,南京那个最小的,9岁。

9岁。

你很难想象一个9岁的孩子面对那种场景是什么反应。我也没法想象。

更触目惊心的是这些女孩之间的关系。山西盂县的尹林香和尹玉林是亲姐妹,一起被送进慰安所。上海崇明的朱巧妹,一家四口——四口人——全部沦为日军的性奴隶。母女、姑嫂、姐妹,整个家庭被撕碎了往里填。

再说一个数字:76。

有个慰安妇在3小时内接待了76名士兵。你算一下,3小时180分钟,平均2分多钟一个。没有前奏,没有交流,没有情感。日本老兵大山五郎的回忆录里写得很直白:“女人穿着一件衬裙,躺着。一点感情的酝酿也没有。只是进去出来而已。士兵们闻到女人特有的气味,触摸着肌肤,这就够了。”

这就够了。他们把女性压缩成一个气味的来源、一个触摸的对象。够了吗?不够。曾根一夫——另一个日本老兵——说得更残酷:在最前线,一个慰安妇一天要应付七八十甚至100人。按24小时算每小时4个,但如果扣除吃饭睡觉时间,每小时得处理七八个。

换句话说,你刚从一个身上爬起来,下一个已经进来了。你连把自己擦干净的时间都没有。

所以这些女孩的身体垮得非常快。朝鲜慰安妇李英淑作证时说:“性器官肿得不像样子,只得去医院,下腹疼得像要炸裂一样。一年入院三四次。”金德玉说:“我得了病,像膀胱炎那样流血,解不出小便来。其他女人很多都是性器官肿得十分厉害,连针眼大的缝隙都没有,还出血。”

肿到没有缝隙。你试着感受一下这个画面。

但身体不只是被动受损,它还会主动失效。很多慰安妇几周后就出现不感症——性麻木。月经来了不能休息,管理者让她们喝盐水止经血,或者用卫生纸往深处塞。不到半年,持续月经不调,然后停经。二三十岁的女孩,一停就是几年。停经后嘴唇上生汗毛,变粗变黑,晚上日本兵进来会愣一下:“你是男的吗?”

不是男的。但也不再被当成女的,更不是人。

然后是怀孕。日本兵很多不用安全套,因为他们心里清楚——这些不是妓女,是战利品。婴儿生下来,中国的被当场杀死,朝鲜的送给农民,日本的送回本土,更多的下落不明。你没法追踪一个在那种地方出生的孩子的命运,因为根本没人记录。

疾病也跟着来了。性病、疟疾、便秘、乳房剧痛、会阴糜烂、变形。一个幸存者回忆:“那时我才19岁,第一天就接待了20个士兵。到第五个人时,我以为自己快要死了。那个地方又红又肿,像桃子一样大。一边哭,一边用毛巾冷敷了一个晚上。”

冷敷。没有药,没有休息,第二天继续。

有个细节我印象很深:一位慰安妇后来说,长期的性奴隶生涯让她下面裂口出血、肿胀变形,涂了药但没时间愈合,最后整个部位麻痹了。“即使被虫子或老鼠咬了都没有感觉。”

这背后是神经系统彻底坏死。肉体在极端重复的暴力面前,连痛觉都放弃了。

还有结核病。日本记者千田夏光统计过,至少10%的慰安妇患有肺结核。但在日军眼里,中国和朝鲜的慰安妇只是随处可掳的物资,药品比她们的命贵。没药治怎么办?自己弄大蒜汁。但大蒜汁顶多缓几天,最后还是死。临死前,这些女孩从包裹里翻出好衣服,央求旁边的人帮忙穿上,然后无声无息地走了。

性病患者更惨。轻的治好了继续用,重的直接处死。那大市赵家园慰安所开张一个月,三个生病的女孩被活埋。南京的雷桂英老人亲眼见过同伴被拉到山沟架柴烧尸。

再讲一个名字:万爱花。1929年生,是最早站出来控诉的幸存者之一。1992年她跑到日本各地演讲,一遍一遍说当年的事。日军的暴打让她一只手臂废了,耳垂缺了一大块——戒指钩住耳环,直接扯下来的。妇科病缠身,终生不育。

她不是唯一反抗的。有人逃跑,但很多在逃亡路上被杀。有人自杀——海南崖县一个黎族少女,因为受不了多名士兵同时凌辱,咬断舌根死了。还有一个女孩在慰安所喝下消毒清洁剂——就是她们每天用来冲洗下身的那种——结束了生命。

20万中国女性被卷进这个系统。熬到抗战胜利的,很少。海南石碌慰安所原有300多人,4年后剩多少?广州籍21人,最后活下来4个。感恩县新街40多个女孩,只剩10多个。

幸存者也没能真正逃脱。医学上叫创伤后应激障碍,但不用那个词你也明白——她们的创伤持续了几十年。身体上的旧伤、妇科病、畸形,精神上的羞耻和沉默。在传统伦理下面,她们很多人“带着难以名状的羞愧心情苟活”。

羞愧?该羞愧的人从来没羞愧过。

我说这些不是要你愤怒,也不是让你记住几个数字就完了。我是想让你看见一个个具体的人。她们有名字。尹林香、尹玉林、金德玉、李英淑、万爱花、雷桂英、阿燕、虾英、黄惠蓉。她们不是历史书里一行冷冰冰的“20万”,不是论文里的“PTSD样本”。

她们是十几岁的女孩,在极度恐惧和疼痛中活着,很多在极度恐惧和疼痛中死去。

记住她们,不是记住苦难本身。是记住人可以被这样对待过,而我们不能让这种事再来一次。没有“再来一次”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