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大爆发，百家诸子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为之后中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关于这段历史，人们往往只有一个笼统的百家概念，对于诸子百家各有什么思想论点、彼此之间又有什么联系，对后世造成了哪些影响，就有些不清楚了。

百家虽然繁多，但除非是研究此领域的专家，普通人并没有必要去费心了解其中的每一个部分。百家之中比较小众的如名家、阴阳家、杂家、小说家、杨朱学派等在当时都未能形成气候，后来相关的史籍又大多散失。因此他们对后世的影响十分有限，今人也很难再一探究竟，只能观其大概了。这里就删繁就简，只浅谈成为显学的道、儒、墨、兵、法、纵横六家。

诸子百家活跃的时代，依社会发展程度被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这六家也可依此归类，道、儒、墨归于春秋，兵、法、纵横归于战国。春秋时，礼崩乐坏的程度有限，礼义仍在发挥作用，而道、儒、墨三家的思想都具有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这正是对社会仍抱有期望的反映。战国时代，礼义完全被功利取代，极致逐利的兵、法、纵横三家走到了风口，大展拳脚。

春秋三家中，道家是百家之首，也是百家之源。后来的儒与墨，法与儒相互斗的那么厉害，但他们的思想中都有取自道家的部分。儒家的仁、墨家的兼爱非攻、法家的术、势都由道家思想发展而来。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道家思想是老子对周公制礼乐之前的上古统治思想的系统总结，在时间上占据了最上游的位置，后来的诸子多多少少都会受其影响。

道家最显著的标签是无为，老子认为上古小国寡民时代的不争与顺应自然要优于周公制礼乐对社会的干预。有人觉得无为就是放任不管，但无为也是有前提条件的。比如，学生要练习跑步，道家老师的做法是先修好操场跑道，再让学生自己去练。至于学生穿短裤还是穿长裤，站着起跑，还是蹲着起跑，道家就不管了。是先有为而后有才无为。

在道家看来，争强好胜是人的自然天性。为了取胜，学生们自然会想办法提高成绩，穿短裤跑得快，那就不会穿长裤。有些学生认为蹲着起跑更快，但也有学生发现自己站着起跑更有优势，都随他们好了，反正能赢就行。

儒家老师就不一样，他会干预学生训练的每一个细节，并形成强制规定。包括什么时间训练、吃什么饭，甚至于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两位老师的做法各有优劣，道家注重自然天性的发挥，却无法防止人性的黑暗一面。比如有学生为了取胜不择手段，服用兴奋剂，甚至暗中伤害竞争对手，局面就失控了。

在历史的实践中，就出现了这种情况。汉朝初年，为休养生息，采取了道家无为而治的政策，轻徭薄赋、法令宽疏。百姓的生产不受官府干扰，生产积极性大幅提高，出现了文景之治。然而无为的政策又纵容了各种势力走向失控，文人操纵舆论，武者以武犯禁、商贾欺行霸市，豪强横行乡里，乱象频出而官吏不能禁。最终无为的道家被有为的儒家取代。

儒家源于周公制礼乐，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秩序。孔子不认同死板的周礼，他本人就突破了周礼的限制，向庶人行礼，给平民讲学。但他仍高举恢复周礼的旗号，其目的并非是单纯的复古，而是通过礼的平等化与制度化将更多的社会力量纳入其中，结束列国纷争，进而践行仁政。儒家重视教化，这就是礼制的一种形式。教化就是让我的思想成为你的思想，我们的意识形态一样了，就有了一个共同的准则来解决内部问题。而不是像过去一样敌我分明，动辄开战。

儒家的有为是值得肯定的，但前提是必须拥有足够的实践经验与专业知识。仍以练习跑步为例，如果儒家老师毫无实践经验与专业知识，制定了一套毫无用处、甚至有害的训练方法给学生，其结果必然以失败收场。这也是为何在历史上多次出现书生误国的原因。但总得来说，积极有为的儒家毕竟为国家的发展定下了原则性的框架，规避了很多风险。中国有很长的历史可供我们总结经验教训，儒家的有为仍是最适合中国的文化基础。

东汉时，十岁的孔融前去拜访名士李膺，门吏见他是个小孩，就问孔融与自家主人是什么关系，孔融回答：“我与李府君是亲戚”，就蒙混了过去。李膺见到来人是个孩子，就疑惑不解的问：“你与我是什么亲戚了？”孔融答：“我家祖先孔子曾向你的祖先老子请教学问，有师生之谊，所以我们两家是世交啊”。李膺对他的回答赞叹不已。

孔融讲的师生之谊确有其事，孔子年轻时曾到洛阳当面请教过时任周朝图书管理员的老子，但他请教的是老子并不认可的礼乐制度。老子不赞同孔子恢复周礼的观点，还劝孔子不要再去尝试了。因而，在最初的时候，儒与道就是意见不合的，孔子以师礼向老子请教仅是个人行为，儒家虽有取自道家的部分，但二者并非师承关系。

道与儒的关系最直观的体现就是汉朝以儒代道的过程，两家都是各自时代的产物，而非简单的师承或对立。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两者是在一个对立的、又相互修正的过程中完成了交接传承。

墨家在春秋时代与儒家中分天下，形成了“非儒即墨”的局面，两家有许多观点都是针尖对麦芒。比如墨家讲兼爱，反对亲情纽带，要兼爱众人、不偏爱亲人。而儒家认为，人只有爱自己的亲人，才能推而广之去爱护别人。一个自家人都不爱的人，哪里会有同情心去爱护陌生人呢？儒家维护等级秩序，而墨家是平民主义，主张众生平等。

除了思想上的不同，在如何实践上，二者也是大相径庭。孔子、孟子周游列国，期望通过各国君主推行儒家仁政。而墨子是一个不求于外人的实干家，自己组织起了践行墨家理论的团体，这在诸子百家中是独一无二的。但恰恰是这种独树一帜的实践，让墨家在之后的中国失去了生存的土壤。

秦并天下后，道家、儒家都得以存续，墨家却退出了历史舞台。后来的统治者之所以不允许墨家继续存在，除了墨家主张的平等、选天子会动摇统治根基，墨家抛开统治者自行组建团体的形式，也是不受控的。墨家团体内部具备一个独立社会的所有功能，人人平等参与生产劳动、财富公用、救济贫穷，还会搞科技发明。在这样的政治团体面前，政府有没有都不重要。但在政府看来，没有墨家，对政府很重要。

打个比方，一个酒店老板要招聘一个大堂经理，道家、儒家都是一个人前来应聘，向老板阐述自己的经营方案。而墨家前来应聘的却是一个团队，不仅有大堂经理，还有厨师、会计、前台、后勤等一应俱全，连供货商都带来了。作为老板，你会做何选择？如果你想做个甩手掌柜，那必选墨家，但帝王们怎么会允许自己被架空呢？不仅要否掉墨家，还要将其除掉，以防他们壮大，威胁到自己。所以墨家在春秋战国这样的分裂时代还能存续，一旦天下一统，墨家也就走到头了。

由于墨家在大一统中国的水土不服，决定了墨家对后世中国的影响力十分有限，道、儒、法是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主线，墨家则是游离于线外的一个点。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墨家思想不重要，平等、选天子、捐助贫困，以及对科学的探索都是墨家不容忽视的优点，今天的世界也在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践行着两千多年前的墨家思想。

从春秋进入战国，最大的变化就是礼义彻底被功利取代。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道、儒、墨三家在现实利益面前变得不合时宜，功利的兵、法、纵横三家走到了舞台中央。

战国三家在春秋时期就已出现，兵家的孙武、田穰苴与孔子是同期人。纵横家的实质就是外交家，在春秋时期，外交活动也相当频繁，吕相绝秦、晏子使楚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春秋时期，鲁国的初税亩改革、齐国的管仲改革是法家的先声。不过限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与社会背景，兵、法、纵横三家并没有大展拳脚的机会。

战国时期，农耕技术的跨越式发展让国家获得了更大的力量进行统一战争，看春秋时期仅存的礼仪也在诸国争战中被消磨殆尽，功利的时代到来，兵、法、纵横三家才成为主角。军事与外交都是政治的延续，兵家与纵横家是法家的附属工具，这里就不展开了，主要看一下处于核心地位的法家。

道与儒之间存在无为与有为的对立，法家的苛政与儒家的仁政也相互对立，但在有为上，二者却是一致的。把儒家的有为极端化，就会变成法家，因此二者之间又有着传承关系。这一关系最直观的体现就是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李斯，都是儒家荀子教出来的弟子。

荀子小孟子50多岁，是战国末期的儒家名宿。在孟子时代，儒家就已经不同于孔子时代，那时周礼的影响力已荡然无存，孔子恢复周礼的主张已完全不可行。孟子便舍弃了过时的周礼，用人性的角度来阐释儒家的仁政。

孟子云：“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不忍人之心”就是恻隐之心，是一种推己及人的同情心。这句话的意思是，上古先王有推己及人的同情心，爱护百姓像爱护亲人一样，就是仁政了。这种直击人性的仁比孔子要恢复的周礼更贴近实际，已经是向前进了一大步了。但是孟子的改进仍未赶上时代的步伐，在战国时代讲仁政，是没有听众的。于是后来的荀子又将儒家思想进行了一次升级。

孟子仁政的基础是“不忍人之心”，而“不忍人之心”的前提是人性本善，也就是性善论。荀子则不然，他主张性恶论，人性必须被法条规范，才不会造成混乱。孟子主张“法先王”，即效法上古先王，以仁德教化民众。荀子更加现实，主张“法后王”。后王就是去除理想化色彩的先王，他与先王一样有仁爱的心，但在治理国家时并不单纯依靠仁德，而是恩威并施、德法并用。

可以说，荀子儒法并用的思想已经是治国的标准答案了，后世汉朝的“霸王道杂之”就是这个意思。但当时社会的功利惯性太大，各个国家都在想方设法的榨取民力，加强军力，荀子儒法并用的效果还是太慢了。不仅各国君主未有采纳者，他的学生韩非与李斯也改换门庭，成了法家的拥护者。

法家治国的逻辑很简单，就是把民众变成没有思想的愚民，在法律的指挥下像机器一样无情的运转。其优点是绝对的公平公正，有功就赏，有过就罚，人的潜力被尽可能的激发出来，实现富国强兵。但缺点也很明显，在这套高效、精密的法律体系下，民众稍有不慎就要受罚。负责执法的官吏也一样担惊受怕，一旦有过失，无论是否有意，都难逃处罚。秦法之下，所有人都被压的喘不过气来。

如此严苛的法律，在秦国执行了一百多年，为何没有生乱？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百姓遵守秦法有失也有得，可以通过参加秦国的扩张战争获取收益；其二，秦人民风类似西戎，文化不发达，更易于服从管理，是法家眼中理想的愚民；其三，法律的出台与执行是两码事，推出一部法律很快，但要培养一批能够严格执行秦法的官僚队伍是需要时间的，中间的这个过渡期会给百姓一个提高耐受度的过程，因而秦法能够在秦国推行多年。

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后，六国民众蜂起造反，大家伙都忍不住了。刚从六国的宽松法律中走出来百姓毫无准备的就掉入了秦朝严刑峻法的深渊之中，高效、无情的秦国官僚体系配合秦始皇的好大喜功，一下子就把六国民众逼上了绝路。到这时，就连老秦人都受不了了。因为对外扩张战争结束，遵守秦法只有义务没有收益了。刘邦入关中与秦人约法三章，悉废秦法，秦人的反应是大喜，可见在秦国本土秦法都引起民怨了，秦不速亡，没有天理。

秦法的严苛不仅让百姓与官吏神经紧绷，对于统治者也相当残酷，因为法家治国是一种刚性手段，没有容错的空间。秦始皇去世时仅49岁，他死后仅一年，陈胜吴广就在大泽乡起义了，而最终赢得天下的刘邦仅比秦始皇小12岁。两相对比之下，会让人觉得，如果秦始皇多活几年，平定了起义，是否就能让秦朝躲过短命的噩运？个人认为，秦始皇要是没有过早离开，大概率晚节不保。

当年秦国能在短短九年内扫灭六国，其实力只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人心向往统一。但在统一后，六国民众发现过得比之前还艰苦，人心就变了。陈胜吴广的起义并没有持续多久，章邯率领的由刑徒组成的秦军就将其剿灭了，但从大泽乡迸发出的火星子已经到处燎原了。

过去灭六国，只要灭掉六国的正规军就行了。现在的对手则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又生，无穷无尽。西楚霸王项羽够强了吧，可就是在齐国陷入了没完没了的战斗。项羽立的齐王被人赶跑了，项羽怒而讨伐自立为王的田荣，田荣败死后项羽又屠城立威，可齐人服了吗？他们又立了一位齐王继续作战。齐国民众对秦法的恐惧与憎恨，远大于对项羽的不满。秦始皇去打这样的仗，更打不下。

一位大侠武艺高强，与一百人对战。按常理，他只要击杀三五十人，甚至更少，剩下的人就会溃逃。因为人性都是趋利避害的，大家一起上或许可以击杀大侠，但最后活下来的人很可能没几个，所以保命要紧。但在秦朝严法的高压下，起义百姓根本无处可逃，一个个都变成了不死不休的战争机器。即使秦国这位大侠击杀了九十九人，也有可能被最后一人一剑封喉，所以说秦朝的容错率极低。几百年的大秦帝国竟在短短两年内分崩离析，这就足以说明问题。

汉朝建立后，执掌朝政的萧何、曹参都是原秦朝官吏。他们都十分清楚秦法的利弊，秦法效率高、榨取能力强，但条文繁杂，僵化无情，没有韧性。天下苦秦法久矣，肯定不能再用了，那该用什么方法来治理天下呢。

经过秦朝的焚书坑儒，汉初百家之说几乎散失殆尽。朝廷没有可供选择的治国思想，萧何、曹参也不是学过百家的诸生，因而汉初采用道家治国并非理论思辨的结果，而是基于现实做出的考量。就像炎热酷暑要用寒冰来降温，最极端有为的法家必须要用最无为的道家来对冲，温水一样的儒家显然就不合适了。

景帝时期，通过仅存的几位老博士的传述，恢复了部分的百家学说。而这时道家与法家的对冲也走到了尾声，道家的无为开始显露弊端。于是重生的百家诸子为治国理论争执不休，最终在汉武帝时将介于道法之间的儒家定为指导思想。至此，百家争鸣告一段落，中华文明的文化基础也随之奠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