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重庆白公馆看守所的一间牢房里，几个人各占一隅，有的躺着发呆，有的低声翻一本翻烂了的书。这间牢房关着的都不是普通人——国民党军统局昔日的核心人物，如今全成了阶下囚。
沈醉侧卧着，他知道今天周养浩被叫去提审，也算得出提审该回来了。他不想面对那张脸。
门响了一下。
周养浩走进来，脸上的表情一点点在变。对他的处理意见草稿，上面赫然写着六个字："建议判处死刑"。他多看了一眼。
那几页纸的下面，附着一份详细的揭发材料。把他怎么按照毛人凤的命令策划杀害杨虎城，怎么以"委员长接见"为名将杨虎城从贵州骗到重庆，怎么在戴公祠布下杀手，甚至连他在现场说了什么话、站在什么位置，都记得一清二楚。材料落款处，签着一个他再熟悉不过的名字：沈醉。
周养浩的血往上涌。他和沈醉、徐远举并称军统"三剑客"，早年在戴笠手下一起做事，称兄道弟多年。现在大家都成了囚徒，你为了自己活命，在背后把我卖了个干净？
他慢慢站起来。
牢房里另外几个人察觉到了异样。徐远举坐在角落，看了一眼周养浩的脸色，没吭声——他跟周养浩是同一类人，心里都在骂沈醉，但他没打算动手。沈醉也听到了动静，但他不敢转过身来，只是把身体又往墙那边挪了挪。
唯独宋希濂放下了手里的东西。这个黄埔一期出身、当过孙中山卫士的中将兵团司令，在战场上练出来的直觉比任何人都敏锐。他注意到周养浩的眼神不对——那不是争吵的眼神，是动了杀心的眼神。
周养浩弯下腰，一把抄起身边的实木小板凳。
接下来的几秒钟，后来被牢房里的人反复提起。周养浩几乎是用尽全身力气，举着板凳朝沈醉的头部砸过去。他嘴里骂了一句什么，声音很大，但后来各人的回忆不太一致。有人说是"沈醉你个卖友求荣的小人"，也有人说是"我死也要拉你垫背"。
板凳带着风声下去。
宋希濂的反应快得惊人。他从旁边猛地窜过来，一条胳膊横着格了过去。"砰"的一声闷响——板凳重重砸在宋希濂的手臂上，弹开落地，磕掉了一块漆。
周养浩还要扑上去，宋希濂死死挡在中间，另一只手把板凳踩住了。徐远举这时候也站了起来，但不是帮周养浩，而是站在一旁看着，脸色铁青。
沈醉从床铺上弹起来，退了两步，脸色煞白。他练过南拳，真要动手未必躲不开这一板凳，但那一刻他根本没想还手——他心里清楚，这一板凳不是冲他这个人来的，是冲他写的那份材料来的。
周养浩被几个人拉住，嘴里还在骂。他隔着宋希濂的身体，瞪着沈醉，眼睛里的血丝一根一根分明。
沈醉没说话。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口，声音不大："我是交代我的问题。有联系的人和事也得说清楚。我们的事，你不说，共产党也知道。我杀人最多，杀人如麻，交代杀一个和交代杀十个，有什么区别？"
周养浩听了这话，反而更怒。但在宋希濂和众人的压制下，他没能再动手。很快，看守闻声赶来，把周养浩带去了另一间牢房。
这件事的根子，其实在几年前就已经埋下了。
军统"三剑客"的名头，是戴笠在世时叫响的。沈醉掌总务，徐远举主行动，周养浩管督查，三个人职务相近，年龄相仿，都是戴笠一手提拔的心腹。表面上看，这是军统最铁的铁三角。
但铁三角的裂缝，从戴笠死的那一刻就开始了。
1946年3月，戴笠的专机撞在南京戴山之上，机毁人亡。沈醉闻讯痛哭，自告奋勇要去搜寻遗体。他确实是真心悲痛的——戴笠对他的知遇之恩，18岁进特务处，28岁就当上少将，这份提拔在军统内部无人能比。
但戴笠一死，军统的权力格局立刻洗牌。军统改组为保密局，毛人凤挤走郑介民当上了局长。毛人凤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沈醉从南京总务处长的位子上调走，派到云南去当站长。名义上是"开疆拓土"，实际上是削权——云南远离权力中枢，又是地下党活跃之地，明摆着是把你支开。
更扎心的是，接掌西南特区正副区长位置的，恰恰是原来的"小弟"徐远举和周养浩。沈醉在昆明表面上恭敬，电报里全是祝贺之词，心里什么滋味只有他自己知道。以前是他带出来的人，现在倒要反过来"服从指挥"了。
徐远举和周养浩这对搭档也不省心。徐远举是黄埔七期出身，靠打仗抓人起家，性格暴烈，自认有功，不认程序。周养浩年长他四岁，上海法学院毕业，城府极深，靠的是毛人凤侄女婿的身份和善于"选边站"的本事。两个人一个管行动，一个管督查，本来就是互相掣肘的设计，自然谁都不服谁。毛人凤压不住，还得请已经被调到云南的沈醉来做和事佬。
1948年底到1949年初，沈醉自掏腰包在重庆请了一顿饭，好不容易让徐远举和周养浩暂时偃旗息鼓。饭桌上，徐远举喝了几杯，话多了，把原本保密的情报线索都说了出去。周养浩在一旁不动声色，没接话，也没问，转头就走了。
这顿饭解决了什么问题？什么也没解决。只是让三个人最后的体面，又多维持了几天。
1949年12月，云南昆明。卢汉宣布起义，沈醉、周养浩、徐远举先后被扣押。三个人被俘的方式各不相同，但最终都被押进了同一间牢房——先是白公馆，后来转到了功德林。
进了牢房，身份倒了个儿。以前在外面，特务系统的人让正规军将领都忌惮三分；在这里，黄埔系的将军们从心底里瞧不起搞特务的。宋希濂、王耀武、杜聿明这些人，不管怎么说，是带兵打过仗的。沈醉、周养浩、徐远举呢？靠的是刑具、手铐和背后放冷箭。离开了体制的庇护，特务那点手段在牢房里根本使不出来。
更要命的是，每个人都在想同一个问题：政府会不会杀他们？搞了十几年特务的人，尤其敏感。表面上客客气气，心里都提防着。填登记表互相保密，写交代材料小心翼翼，连探听对方写了什么都不动声色，转弯抹角、听话听音。真是"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
审讯员粗心大意——或者也未必是粗心——把沈醉写的揭发材料夹在了周养浩的签字文件里。周养浩看到了那几行字，看到了那个落款，二十多年的"兄弟"情分瞬间碎了一地。
但换一个角度看，沈醉写的东西是假的吗？不是。杨虎城案确实是周养浩亲手策划的。1949年9月，周养浩以"蒋介石接见"为名将杨虎城从贵州麒麟洞骗到重庆，在戴公祠设伏，用匕首杀害了杨虎城及其子杨拯中，随后又杀害了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和年仅8岁的宋振中——也就是人们熟知的"小萝卜头"，以及杨虎城幼女杨拯贵。一家两家，老幼六口，全部遇害。周养浩事后还将尸体破坏掩埋，企图毁迹。
板凳事件之后，周养浩和沈醉被分开关押。此后两人在集体活动时偶尔碰面，但再也不说一句话。谁提到对方，都当没这个人。
从这以后，三个人走上了完全不同的路。
沈醉选择了积极配合改造。他把自己知道的事竹筒倒豆子，全写了出来。不管是不是对自己有利，该说的说，该交代的交代。1960年，他成为第二批特赦战犯中的一员，也是前两批特赦人员中唯一的军统要员。后来经过调查确认，他在卢汉起义通电上签过字，还亲自下令让下属特务放下武器，身份被改为起义将领，享受副部级待遇，连续当选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他写了好几本回忆录——《我所知道的戴笠》《我的特务生涯》《战犯改造所见闻》——把军统内幕翻了个底朝天。1996年在北京病逝，享年82岁。
周养浩选择了硬扛到底。他不肯认罪，拒绝改造，用各种方式消极对抗。1975年才拿到最后一批特赦证。出狱后他想去台湾，被国民党当局拒绝入境——台湾方面怀疑他是中共安排的"钓鱼"。他在香港滞留了四个多月，走投无路，辗转去了美国，投奔在洛杉矶读书的女儿。此后深居简出，拒不接受任何媒体采访。1990年在美国病逝，享年80岁。据说墓碑上只刻了英文名字，没有留下任何军统的痕迹。
徐远举的结局最惨。他在狱中一直不肯低头，"文革"期间"四人帮"逼他写材料诬陷老干部，他宁肯挨打也不配合。1973年冬天，因为劳动中受到批评，脾气暴躁的他在家里大吵大闹，又用冷水冲澡，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去世，终年59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