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攻破南京城后，为什么对城中平民也如此残忍？ 湘军破南京时的屠城，不是简单的军纪败坏，而是一场被饥饿、恐惧与绝望浇透的集体癫狂。这支从湖南山沟里拖出来的队伍，打了整整十二年的仗，早就不是曾国藩最初设想的“儒生带乡农”的仁义之师。 当曾国荃的部队用四十担炸药炸开太平门时，城内外的空气里飘着的不是胜利的硝烟，而是腐烂的人肉味——围城两年零三个月，城里的老鼠都被吃光了，湘军这边同样死伤枕藉，曾国荃自己脸上的弹痕还在渗血。 这些士兵参军时大多光着脚走出寨子，跟着教头喊“吃得苦霸得蛮”，以为砍几个“长毛”就能换功名。可越打越发现，朝廷的饷银永远在路上。 湘军的军费靠捐输、靠厘金，甚至靠抢劫太平军的粮船，欠饷成了家常便饭。破城前三个月，曾国荃部下的亲兵营已经七个月没发饷，士兵们在战壕里赌咒：“打进南京，先抢圣库，再挖地窖。” 曾国藩不是不知道，他在给弟弟的信里写“克城之日，多杀长发老贼，勿使脱逃”，这话传到基层，就变成了“见人就杀，见屋就挖”。 更要命的是湘军的成分早就变了。早期靠同乡同姓抱团，后来战死太多，不得不招各地流民，哥老会趁机渗透。鲍超的霆字营里，十个士兵八个拜把子，打仗前先歃血为盟，抢钱时自然更卖命。 赵烈文进城看到的场景：士兵用长矛挑开孕妇的肚子，不是因为残忍，是听说太平军把金银藏在死人肚子里。这种荒诞的传言在军中流传，饥饿的士兵宁可相信谣言，也不愿放过任何可能的财宝。 曾国荃纵容部下，有他的算计。湘军打下南京，朝廷赏了曾国藩一等侯，可私底下猜忌更甚。曾国荃明白，士兵们抢得越多，手里的把柄就越多——朝廷要追究屠城，就得先处理数万带着财宝的骄兵。 那些用船运回湖南的箱笼，既是财富，也是人质。曾国藩后来裁军五万，这些抢饱了的士兵反而更容易遣散，毕竟兜里有钱，谁还愿意留在军中卖命？ 还有一层隐秘的阶级仇恨。太平军在南京搞“圣库制度”，地主的田契烧了，当铺的账本撕了，湘军里不少将领的老家也曾被太平军抄过。萧孚泗挖开天王府的地砖，发现下面埋着太平军将领的小妾，不是为了女人，是为了找她们嘴里的金牙。 这种报复从军官蔓延到士兵，他们冲进民宅，看到识字的账本就烧，摸到绸缎衣服就撕，因为这些东西，曾经属于他们痛恨的“长毛”。 曾国藩的奏折说“毙贼十余万”，可赵烈文数过街头的尸体，十有八九是老人和孩子。城里的青壮年要么战死，要么被抓去搬战利品，剩下的弱者成了发泄对象。湘军的伙夫都提着刀上街，因为他们知道，最后一次发财机会来了。 这种集体失序，连曾国荃都控制不住，他只能下令“天黑后不许上街”，可士兵们举着火把抢掠，火光把秦淮河照得通红，那不是胜利的荣耀，是人性的炼狱。 最讽刺的是，这场屠杀背后藏着湘军的末路。破城三个月后，曾国藩开始裁军，那些抢了钱的士兵高高兴兴回湖南买地，却不知道朝廷正在算总账。 曾国荃被迫辞官，鲍超的部队因欠饷哗变，哥老会趁机坐大。当湘军的战船在长江上漂流，船上装的不是兵器，而是从南京抢来的红木家具和裹脚的妇女。 这支部队用十二年时间打进南京，又用三天时间毁掉了自己的根基——他们以为抢掠是胜利的奖赏，却不知道，正是这种贪婪，让湘军从“卫道之师”变成了历史的耻辱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