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一年，刚从英国回来不久的老舍出任齐鲁大学教授，一边教学一边搞文学创作，此时正在《现代》杂志上连载《猫城记》。 可当时北平城里的三等巡警，月薪才4块银元，要想买同样的房子得攒上62年。 这种收入差距，放在今天简直不敢想象。 北洋政府1917年就给大学教授定了薪资标准，正教授能拿到300到400银元。 南京国民政府后来又细化成四等十二级，虽说调整了结构，但整体待遇并没降多少。 像郁曼陀同时在两所大学教课，月收入能到450银元，这种收入水平在当时足够过上相当体面的生活。 梁实秋在北大任教时月薪500银元，相当于77个巡警的收入总和。 这种差距直接体现在生活质量上，教授们大多能雇得起厨子、佣人，鲁迅在上海住的时候，家里就常年有绍兴厨子和私厨。 而普通工人家庭每月8到10银元的收入，连吃饱饭都得精打细算。 作家群体的收入同样让人咋舌。 张恨水写稿能拿到17银元一千字，鲁迅的稿费标准是10银元一千字。 这种稿费水平放在现在也算高收入了。 鲁迅在上海九年靠稿费和版税攒了6万银元，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职员几十年的收入。 蔡元培主持的中央研究院还会给学者发300银元的特殊津贴，那会儿的知识分子确实活得挺滋润。 张恨水的写作效率简直像印钞机，传说他能同时写六部连载小说，左手打牌右手还能写稿。 这种高产让他积累了不少财富，家里房子大到能容纳四十口人吃饭。 本来想这种生活能一直持续下去，但后来发现战争一来，什么都变了。 1937年抗战爆发后，法币开始贬值，到了后期知识分子的收入几乎缩水了十倍。 战前能买宅院的工资，战后连糊口都困难。 老舍、沈从文这些作家不得不放下笔去干体力活，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算是彻底结束了。 很显然，这种特殊时期的高收入，本质上是建立在当时社会严重分化的基础上，战争只是加速了它的崩塌。 当我们回头看老舍的宅院、鲁迅的稿费单，看到的不只是他们个人的成功，更是那个时代知识价值被扭曲的写照。 这种建立在阶层差距上的“黄金时代”，终究没能经受住历史的考验。 如此看来，知识真正的价值，或许从来不该用银元来衡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