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教授朱东润与妻子相濡以沫，共同走过了49年的风雨岁月。 那时的朱东润刚从英国留学归来，满脑子都是西方文学理论，对传统婚俗打心底里抵触，老实讲他本来想拒绝这门亲事，但看着母亲期待的眼神，最终还是点头答应了。 新婚之夜，两人相对无言，朱东润甚至没看清妻子的模样，只记得红盖头下露出的那双略带紧张的布鞋。 婚后的日子过得像杯白开水，朱东润在南通师范教书，邹莲舫操持家务，两人一天说不上十句话。 转折点发生在1923年的冬天，朱东润染上风寒高烧不退，请来的西医束手无策，邹莲舫连夜步行二十里山路，从乡下请来老中医。 看着妻子冻得发紫的脸颊和沾着泥雪的裤脚，朱东润第一次觉得这个包办来的妻子，其实没那么难以接受。 1930年朱东润受聘武汉大学教授，每周只能回家一次。 每次离家前，邹莲舫都会提前准备好他爱吃的腌萝卜干，用小陶罐仔细装好。 有次朱东润无意中说学校食堂的粥太淡，第二个周末回家，就发现行李箱里多了一小袋炒盐。 这种不动声色的体贴，慢慢融化了朱东润心中的坚冰，他开始在书信里跟她讲珞珈山的樱花，讲课堂上调皮的学生。 1937年抗战爆发，武汉大学决定内迁四川乐山。 朱东润打包好书籍准备带全家走，邹莲舫却拦住了他，说家里有年迈的婆婆和七个孩子，最小的才两个月，路上根本照应不过来。 她指着墙上的地图说你从这里往西去为国教书，我在泰兴守着家，等你回来。 朱东润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那一刻他才明白，这个没读过多少书的女人，心里装着比书本更厚重的东西。 独自留在泰兴的八年，邹莲舫活成了街坊口中的定海神针。 为了养活一大家子，她在县城开了家杂货铺，卖些煤油火柴。 日军征粮最厉害的时候，她发明了记账式赊账，乡亲们没钱可以先拿走东西，等有了再还，账本上密密麻麻记着谁家欠了半斤盐，谁家拿了两盒火柴。 1941年闹霍乱，她高烧昏迷三天，迷迷糊糊中还在安排后事，说把灶屋的偏门拆下来改棺材，就近埋了不拖累孩子，没想到最后竟靠土方子挺了过来。 1946年朱东润辗转回到泰兴，码头上看到的景象让他红了眼眶。 邹莲舫带着七个孩子站在寒风里，大儿子已经长成半大小伙，小女儿怯生生躲在母亲身后。 邹莲舫没哭，只是把他拉到一边，从怀里掏出个布包，里面是23封他寄回家的信，每一封都用线仔细缝在布上，边角磨得发亮。 1952年全家搬到上海，邹莲舫在复旦大学食堂帮忙，首创了师生意见箱。 有老师反映菜太咸，她第二天就带着炊事员调整口味，学生说冬天菜容易凉，她就找来废旧铁皮做保温罩。 1954年食堂评上上海市模范食堂，朱东润开玩笑说你这是从自家灶台跳进公家大锅，邹莲舫笑着回他，为人民服务不分锅大锅小。 1965年冬天，70岁的邹莲舫突然想去南翔古漪园。 两人坐了两个小时公交，在不系舟景点吃小笼包。 朱东润在日记里写，那天风很大，邹莲舫的围巾被吹得飘起来，像只白鸟。 他不知道，这竟是他们最后一次一起出游。 第二年深秋，邹莲舫走了，临终前留给朱东润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钱在衣袋里，20个字没有任何多余的情绪。 之后的二十多年，朱东润一直在写一本书，书名《李方舟传》。 方舟是邹莲舫的字，他把她的故事写进书里，从泰兴的杂货铺写到复旦的食堂，从抗战时的艰难岁月写到和平年代的平淡日常。 1988年朱东润去世前，特意嘱咐子女把他们结婚四十周年的合照放进骨灰盒，照片上的邹莲舫笑得眉眼弯弯，朱东润穿着笔挺的西装，两人中间隔着岁月，却又好像从未分开。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有太多像邹莲舫这样的女性，她们没有留下名字，没有写过文章，却用一生的坚韧支撑着家庭，也支撑着国家。 朱东润用文字让我们记住了邹莲舫，而更多的邹莲舫，或许只活在家人的记忆里。 但正是这些平凡的坚守，构成了最动人的历史。 如今走进复旦大学档案馆，还能看到邹莲舫当年捐产的批复文件，纸张已经泛黄，却依然能感受到那份质朴的家国情怀。 爱情从来不是只有风花雪月，更多的是危难时刻的相互扶持，是漫长岁月里的默默相守，朱东润和邹莲舫用49年的婚姻证明，真正的相濡以沫，从来都藏在柴米油盐的日常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