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岁末，翁瑞午肺癌晚期病入膏肓，陆小曼日夜精心照料，甚至亲自为其端屎端尿。 当时上海滩的老辈人提起这事，多半会摇头叹气，毕竟在大家印象里，这位曾经的"南唐北陆"名媛，本该是穿着高跟鞋出入百乐门的主儿，谁能想到晚年要弯着腰洗带血的床单。 1960年的上海冬天冷得邪乎，淮海中路的病房里暖气时好时坏。 陆小曼每天清晨六点就得爬起来，先用冰袋给翁瑞午物理降温，再把他散乱的画稿一张张理好压平，生怕护士打扫时当废纸扔了。 午后喂藕粉时，她总要拿银匙试三次温度，烫一点凉一点都不行，这个习惯是跟当年徐志摩学的，只是那时伺候人的是她，如今换成了自己伺候别人。 本来想请个专业护工，后来发现根本请不起。 1960年物资紧张，好护工都被医院抢着要，翁家就算有钱也未必能请到合适的。 无奈之下，陆小曼只好自己琢磨护理方法，她发明了三层铺床法，底层用油纸防漏，中间垫旧棉絮吸潮，最上面铺层真丝帕子，因为翁瑞午化疗后皮肤特别敏感。 这个法子后来被同病房的家属学了去，还在医院小范围传开了。 翁瑞午的女儿来看望时，曾提出让自己来照顾父亲，陆小曼却轻轻摇了头。 这个拒绝背后藏着三十年的故事，1931年徐志摩飞机失事，是翁瑞午变卖了张大千的《山水图》帮她还债，也是他顶着"朋友"的名义照顾了她近三十年。 如今对方病倒，她觉得自己没理由躲开。 有次翁瑞午清醒时含糊说对不起发妻黄秀文，陆小曼只是安静地帮他擦了擦嘴角，说人这辈子对得起自己的心就好。 1960年12月14日夜里，上海刮起了西北风，气温骤降到零下五度。 翁瑞午突然抓住她的手，指了指床头那幅《寒江独钓图》，那是陆小曼少女时期的作品，被他珍藏了半辈子。 她俯身在他耳边轻声说"我记得，一直记得"，凌晨三点，监护仪拉成了长音，她没有哭，只是剪下他一缕头发，和徐志摩的照片一起放进贴身的锦囊里。 这个动作后来被翁家保姆写进了回忆录，现存上海档案馆。 进入60年代后，陆小曼的生活其实挺艰难。 1955年上海中国画院筹备时，还有人反对接收她，说她生活作风有问题。 最后是陈毅市长拍板，说"她的画是真的，让她画就是了"，这才有了她后来的工作。 1961年转正成画师后，她每天带着药罐上班，咳嗽时就用手帕捂着嘴，生怕影响其他人。 那段时间她画了不少工笔牡丹，独创的"胭脂水晕法"后来还在华东六省美术展上拿了奖。 她很少提翁瑞午，却把和徐志摩的往事写得格外动人，甚至虚构了些"徐先生教我读诗"的细节。 从那以后，她开始在淮海中路的家里办免费书画班，教街道里的教师、工人和家庭妇女写字画画。 1963年街道幼儿园请她画壁画，她带着胭脂和锅灰就去了，因为当时颜料实在太稀缺。 那幅《司马光砸缸》画得童趣盎然，现在还留在幼儿园墙上，被上海市文物局列为不可移动文物。 每周日下午，她的家里总是挤满人，大家围着小桌子用旧报纸练字，她把省下来的宣纸都送给进步青年。 这种被需要的感觉，是她前半生从未体会过的。 陆小曼的晚年其实是在一点点撕掉过去的标签，从依附男人的名媛变成自食其力的画师，从被供养者变成给予者。 1960年病房里那个无声的拒绝，是她对过往的清算，也是对未来的承诺。 她不再需要用美貌或才情换取生存资源，而是靠自己的双手和画笔重建生命的价值。 1965年她因心脏病去世时，床头放着未完成的牡丹图和一本翻旧的《金刚经》，那半朵没画完的牡丹，或许才是她最真实的写照，不完美，但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