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尼迪克特《菊与刀》中其实介绍了乃木希典的轶事：乃木希典虽然在旅顺攻坚战中死了儿

本尼迪克特《菊与刀》中其实介绍了乃木希典的轶事：乃木希典虽然在旅顺攻坚战中死了儿子，但并没有因此憎恨俄国军人，相反对俄国军人顽强坚守要塞评价颇高。俄国军官受到礼遇，在投降后也不被要求解除佩刀。 本尼迪克特显然知道这个故事，这和二战中日本军人虐杀成性，毫不在乎敌国俘虏的人道主义待遇形成鲜明对比。 1949年5月，日本民族学协会在《民族学研究》第14卷第4号中邀请有名学者（和辻哲郎、柳田国男等）撰写本尼迪克特《菊与刀》的书评文章。和辻哲郎对本尼迪克特《菊与刀》的情绪很大，写了一篇批驳文章，批评本尼迪克特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认为本尼迪克特书中选取的样本过于狭隘（只看被国粹主义洗脑的昭和军人的野蛮，无法代表日本人），和辻哲郎还举出了乃木希典如何优待俄国战俘的例子作为反驳贝尼迪克特的例子，让人怀疑和辻哲郎是不是没有读完《菊与刀》这本书，或者读得不够仔细。 和辻哲郎还认为，南京大虐杀、虐待俘虏等，都是一部分军人所为，并不能代表普通日本人的国民性。 这个问题其实可以思考一下。比如苏联在二战中在敌国境内（德国、满洲等）也做了不少暴行。苏联人能不能说，这只是一部分军人所为，并不能代表普通俄国人的国民性？ 还有美国军人在越战时的暴行，德国军人在敌国的暴行，等。到底是战争将人性中残忍的一面释放出来了？还是和“国民性”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