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渣滓洞大屠杀中，盛国玉在枪响前倒地装死，不久，特务进来补枪，谁料，他们竟然用枪托捅她的腰部，而此时，盛国玉却紧张得不敢动。 1949年11月的寒夜，重庆渣滓洞监狱的枪声像爆豆般密集。 21岁的盛国玉蜷缩在尸体堆里，腰部被特务的枪托反复捅击，钻心的疼痛让她浑身发抖。 怀里藏着的地下党联络名单硌得胸口发疼，耳边还回荡着“一个不留”的嘶吼。 她死死咬住嘴唇，血腥味混着霉味呛得人作呕，却连咳嗽都不敢发出一声。 这场屠杀是国民党特务的最后疯狂。 那天下午4点，特务以“转移”为名将关押者集中起来，机枪扫射后又扔手榴弹，当晚还纵火烧牢房。 180名革命者倒在血泊中，盛国玉能活下来全靠身旁丈夫余祖胜的遗体作掩护。 子弹擦着她头顶飞过，她下意识地把脸贴在冰冷的地面上，装死成了唯一的生路。 大火烧起来的时候，浓烟呛得人睁不开眼。 盛国玉趁特务撤离的间隙，摸黑爬向男厕所。 尿槽下方有个仅容一人的狭窄缝隙，是她之前打水洗漱时发现的。 这个阴暗潮湿的角落，此刻成了保命的避难所。 灼热的空气烤得皮肤发疼，她在缝隙里憋得几乎窒息，直到第二天凌晨才被附近的居民发现。 重庆解放那天，盛国玉拄着木棍走出藏身的山洞。 街头飘扬的红旗刺得她眼睛发酸，孩子们追着解放军喊“解放啦”的声音，让她想起狱友江姐的话。 江姐睡在她上铺，白天受刑后，夜里总借着月光讲“等胜利了，每个孩子都能堂堂正正上学。 ”这句话成了她在尸体堆里撑下去的光。 把头发里藏的联络名单交给西南军区政治部时，盛国玉的手还在抖。 那张用油纸包裹的名单上，23位地下党同志的姓名清晰可辨。 后来她才知道，这份名单成了重庆党组织重建的重要资料。 解放后她被安排到市群委会工作，却每周都要去渣滓洞遗址坐一坐，“坐在二号女牢的地上，感觉姐妹们还在身边”。 1982年离休那天，60岁的盛国玉写下了入党申请书。 因为战乱中丢失了入党材料，她重新接受组织考察。 14年后，69岁的她终于站在党旗下宣誓，摸着胸前的党徽哭道“江姐，我做到了。 ”她的入党介绍人是同为幸存者的刘德彬，当年就是他和盛国玉一起整理遇难者名单，为无名烈士寻找亲属。 那本翻旧的《红岩》和泛黄的照片还放在床头，照片上15位幸存者在渣滓洞前合影，她特意标注“14位兄长，1个我”。 2023年她离世时，床头的灯还亮着，仿佛在延续着64年的守望。 她总说自己不是英雄，只是替180个姐妹活着的“漏网之鱼”，而幸存者的使命，从来都是让牺牲者的名字不被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