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麒元一针见血：明亡的真正死因就四个字！别再被“外族入侵”的谎言骗了，崇祯到死都没明白，压垮大明的从来不是后金的铁骑，而是藏在朝堂里的蛀虫！ 说真的，明末的党争早不是什么“清流斗奸佞”？东林党人嘴上喊着“为民请命”，背地里全是江南士绅的“代言人”。万历皇帝想派官去江南收矿税、商税，填补国库空缺，这群人立马跳出来骂“与民争利”。 可这“民”，从来不是卖儿鬻女的农民。是苏州城里垄断矿场、每年逃税十万两的富商，是松江府田连千亩却不缴一文税的地主。东林党一闹，矿税废了，商税免了，朝廷的钱袋子空了，江南士绅的小金库却堆成了山。 后来的萨尔浒之战，明军大败，后金铁骑直逼辽东，朝廷急需军费组建军队抵抗，这时候本应让江南的富户多缴税，毕竟他们占尽了国家的资源。可东林党人又一次站出来阻拦，说什么富民是国家的根本，不能加重负担，硬是把向富人征税的方案给搅黄了。 最终朝廷没办法，只能把这笔军费变成辽饷，以田赋加派的形式分摊到全国农户身上。一开始每亩只加征3厘5毫，可随着战事吃紧，加征的额度越来越高，到崇祯年间，每亩已经加到了1分2厘，看似不多，可叠加之前的赋税，普通农民根本承受不起。 有记载显示，当时北方一些地区，一亩地值七八两白银，可要缴纳的饷银就高达十两，这相当于逼着农民卖地卖房，不卖就只能逃亡。 而那些江南士绅呢，他们早就想好了逃避赋税的花招，“诡寄”“飞洒”这些手段玩得炉火纯青。所谓“诡寄”，就是把自己的田产挂靠在没有免税特权的穷人名下，让穷人替自己缴税；“飞洒”则是把田产拆分，分散到多个户头，降低户等以逃避高额赋税。 当时松江府的大地主们，几乎人人都用这两套把戏，连曾任内阁首辅的徐阶，都在老家松江隐匿了数千家仆，其中一半都是用来挂靠田产、逃避赋役的，直到海瑞任应天巡抚时，亲自上门要求他清理隐匿人口，徐阶才不得不削减了一部分，可即便如此，仍留下数百人供其驱使。 这种情况下，江南士绅的田产越多，逃的税就越多，而这些逃掉的赋税，最终都被转嫁到了北方贫苦农民身上。 这种利益捆绑形成了恶性循环，东林党人在朝堂上不断打压主张征税的官员，维护江南士绅的利益，导致朝廷的财政收入越来越少。为了维持运转，朝廷只能不断增加田赋，北方农民不堪重负，纷纷破产逃亡，变成流民。 这些流民走投无路，只能铤而走险，发动起义，李自成、张献忠的起义军之所以能一呼百应，就是因为背后有无数被赋税逼得家破人亡的农民支持。而朝廷为了镇压起义，又不得不加征剿饷、练饷，这又进一步逼反了更多农民，形成了越剿越乱的局面。 反观江南，却依旧一片歌舞升平，士绅们过着奢靡的生活，松江府的棉布产业日进斗金，苏州的丝绸远销海外，可这些财富没有一分钱用来支援朝廷，反而通过东林党人的运作，继续逃避赋税。 崇祯皇帝到死都没明白，他面对的不是后金这一个敌人，而是朝堂上那些与江南士绅勾结的蛀虫。 当他一次次向大臣们求捐，希望筹集军费的时候，那些东林党官员个个哭穷，可等到李自成攻入北京，从他们家中抄出的白银多达数千万两，足够支撑朝廷数年的军费。 而那些江南士绅，在明朝灭亡后，转身就投靠了新的统治者，继续过着他们的好日子，把整个帝国的崩塌甩得一干二净。 说白了，大明不是亡于外族入侵，而是亡于内部的利益集团，东林党人用“清流”的外衣掩盖着贪婪的本性，江南士绅用财富豢养着代言人，两者联手掏空了帝国的根基，等到风雨来袭，这座看似庞大的王朝自然就轰然倒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