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一位妇女为躲避国民党追击，抱着九个月大的婴儿在树林里狂奔，眼看敌人就要追上，她却索性解开了衣扣。 树林里，黑夜被一声尖厉的婴儿啼哭撕开了一道口子，紧接着就是几声沉闷的手榴弹爆炸响，那不仅仅是声浪，更是催命的鼓点，在这个令人窒息的晚上，一个名为朱引梅的女人，正经历着身为母亲最残忍的博弈。 怀里九个月大的肉团是被爆炸声吓坏的本能，而四周包围上来的国民党特务则是等着收割性命的死神，若是只有她一条命，死也就死了，可她这副看着枯瘦的身板上，实际上背负着“三座大山”。 一座是丈夫涂正坤临死前不甘的眼神，一座是怀里这个刚断奶不久的革命后代，最后一座，也是此时最沉重的一座，那个藏在贴身衣襟里、捂得发烫的布包，那里头装的不是逃难的细软，而是新四军平江通讯处的“血脉”整整十几两救命的经费黄金。 逃亡不是这天晚上才开始的，苦难的种子早在刑场那一幕就种下了，作为新四军干部的家属，朱引梅甚至无法冲上台去给即将被当众处死的丈夫收尸，只能混在黑压压的人群里，死死咬着牙，眼泪只能往心里流。 她知道涂正坤的眼睛在找什么，那个男人把全副身家性命和党费都托付给了她，要她活下去，要把钱交给组织，为了这份嘱托，这女人没走过一里平坦的大路，特务们的抓捕网铺天盖地，那完全是一种要“斩草除根”的狠毒架势。 树枝像鞭子一样抽在脸上，胳膊和腿被荆棘划得血肉模糊，但疼痛此刻不仅没让她停步，反而成了让人清醒的兴奋剂，当子弹咬着树干乱飞，婴儿的哭声成了最危险的信号，在这生死一线的关头，朱引梅顾不上什么礼义廉耻，也顾不上伤口还在淌血。 直接扑倒在一个土坑洞里，掀开满是泥污的衣襟给孩子喂奶，这也许是世界上最苦涩的一次喂奶，四周是搜山的脚步声，怀里的孩子因为恐惧和饥饿拼命吮吸，而母亲的手死死护着那个硬邦邦的黄金布包。 哪怕干粮袋早就被树枝挂烂，哪怕自己肚子里只剩野菜馊水，这笔巨款就在手边，她却从未动过那是一块馒头的念头，这还不是最绝望的时刻，在那长达十年的深山野人生涯中，还有一个插曲险些要了她的命。 有一次为了回家取药，她把孩子托付给邻居，结果一头撞进了特务的埋伏圈，敌人的酷刑轮番上阵，皮肉之苦尝了个遍，他们逼问党组织的下落，逼问那一笔经费的去向，但这个看起来柔弱的农妇，嘴巴像是被针线缝住了一样。 如果不是刑场上那一幕引起了公愤，台底下的老百姓实在看不下去，趁乱制造骚动将她救下送回深山，这段历史恐怕早就成了断章，那一次，她在人群缝隙里看到了抱着自己儿子的邻居，确认了血脉尚存，那个瞬间，她在刑台上狂笑出声，那是一种没了后顾之忧后的决绝。 后来的日子，人活成了野兽，心却修成了佛，在那荒无人烟的老林子里，朱引梅带着孩子像原始人一样生活了整整十年，没有遮风避雨的瓦片，没有换洗的布匹，饿了就是野果，渴了就是山泉，这一过就是三千六百多天，岁月的刀子加上非人的折磨，生生毁了她的容貌。 当她终于带着孩子走下山，敲开昔日邻居的家门时，那个曾经熟悉的少妇已经变成了一个佝偻苍老、满脸皱纹与伤疤的“老太太”邻居大姐愣是没敢认，直到听出那沧桑的声音，才心疼得直流泪，家里那只唯一的老母鸡，成了这母子俩十年后第一顿像样的人间烟火。 当朱引梅终于站在县委书记齐寿良面前时，并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她颤颤巍巍地从怀里掏出那个伴随了她无数个日夜的包裹，那一层层发黑变硬的布片，早已分不清上面染的是当年的血迹还是山林里的陈年污垢。 包裹被打开，金灿灿的光芒刺痛了在场所有人的眼睛，整整十六两黄金，齐寿良震惊了，据资料记载和当时的情况推算，组织交付的应该是十二两，面对疑惑。 这个一身伤病的女人平静得像是在说一件家常小事：“四两是我们自家的，凑在里面一起上交，如果正坤还活着，他也会这么做”十年的逃亡，多少次饿晕在山洞里，多少次看着孩子哇哇大哭却无能为力，她守着这一堆足以买下几条命的硬通货。 硬是一厘一毫都没动，甚至还倒贴了自家的积蓄，这就是那个年代一个普通农妇的“账本”在她心里，承诺的重量，远比十六两黄金更压手，比那漫长的十年苦难更绵长。 信息来源：人民网（党史学习教育官方网站）：-2684989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