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6月，邓稼先因直肠癌晚期躺在医院，好友杨振宁从国外回来看望。杨振宁走后

1985年6月，邓稼先因直肠癌晚期躺在医院，好友杨振宁从国外回来看望。杨振宁走后，邓稼先指着桌上杨振宁拿来的东西对妻子说：“振宁这是知道我不行了，来送我最后一程”。 这次见面，杨振宁问了一个憋在心里很久，甚至有点“俗”的问题。 他问邓稼先：“稼先，国家给你发了多少奖金？” 咱们换位思考一下，杨振宁在美国，那是顶级科学家待遇，随便一个奖项的奖金都是天文数字。他其实是心疼老友，觉得你干了这么惊天动地的事儿，国家怎么着也得重奖吧？ 邓稼先笑了笑，伸出两个手指头。 杨振宁猜：“二十万？” 邓稼先摇摇头。 “两万？” 还是摇头。 邓稼先平静地说出一个数字：“原子弹十块钱，氢弹十块钱，一共二十块钱。” 二十块钱！ 当时杨振宁听到这个数字，整个人都怔住了，眼泪唰地一下就下来了。这不是嫌钱少，这是心疼到了骨子里。这二十块钱，买断了一个顶尖科学家二十八年的青春，买断了他陪伴家人的时光，甚至，买断了他的命。 但邓稼先接下来说的话，更扎心。他说当时国家底子薄，这一万块钱奖金是发给整个单位的，大家按工分，他是拿最高的一档，也就这二十块。 这话他说得云淡风轻，仿佛那不是什么委屈，而是一枚勋章。 很多人不知道，邓稼先这身病是怎么来的。 那是1979年的一次核试验，氢弹空投时降落伞没打开，弹体直挺挺地砸到了戈壁滩上，没响。 这是天大的事儿！如果不查清楚原因，后面的试验就没法搞；如果弹体破裂，核污染就会扩散。 所有人都被拦在外面，只有邓稼先，他像个不要命的赌徒一样，冲进了那片死地。 他甚至用手捧起了那块被摔碎的弹片，仔细观察。 那可是高浓度的放射性物质啊！ 从那以后，邓稼先的身体就垮了。体检的时候，医生发现他的白细胞染色体已经像烂渔网一样，全碎了。那是遭受了致死量辐射的铁证。 可以说，他是在用自己的肉身，给中国的核事业铺路。 咱们再把时间轴往回拉一拉。 这两个人的缘分，那是真的深。两家老爷子就是清华的同事，还是安徽老乡。杨振宁和邓稼先，那是从小在清华园里爬树掏鸟窝长大的交情。 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有一次日本飞机轰炸。警报响了，大家都在跑，邓稼先个书呆子还在那看书。是杨振宁，冒着炸弹落下来的危险，折回去把他硬生生拽进了防空洞。 要是没有那一拽，中国后来能不能那么快搞出原子弹，还真不好说。这就是命，杨振宁救了邓稼先的命，邓稼先后来救了整个国家的命。 1950年，人生的十字路口到了。 26岁的邓稼先，在美国普渡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人称“娃娃博士”。导师极力挽留，说你留下来，前途无量。 邓稼先想都没想，拿了学位第九天，就买了船票回国。 而杨振宁选择了留在美国，继续深造理论物理。 后来有人拿这个说事儿，说杨振宁不爱国。这就太浅薄了。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战场。杨振宁在理论物理上的高度，那是给全体华人长脸的。 但两人的联系，确实断了二十年。 直到1971年，杨振宁作为第一个回访中国的华裔科学家，踏上了这片故土。 他下飞机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周总理递名单，我要见谁谁谁。那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赫然就是邓稼先。 那时候邓稼先在哪？在青海的基地里，隐姓埋名，连家里人都不知道他是死是活。 两人见面那场景，虽然没有抱头痛哭，但那种暗流涌动的情感，比什么都烈。 也就是在那次访问期间，杨振宁听到外媒有个谣言，说中国的原子弹是美国科学家寒春帮忙搞出来的。 杨振宁心里那个急啊，他在离开北京前，忍不住问了邓稼先一句：“寒春有没有参加咱们的原子弹工程？” 邓稼先没法马上回答，因为那是绝密。他连夜请示了周总理。 总理的回复就几个字：如实告知。 第二天，在杨振宁即将登上回美国的飞机前，收到了一封信。信是邓稼先写的，信里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全部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的，没有一个外国人参加！ 杨振宁看了这封信，躲进厕所里，哭得像个孩子。 就在那封信的末尾，邓稼先写了一句特别文气，但又特别有力量的话：“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 1986年7月，邓稼先走了。 他临走前，除了那句“送我最后一程”的感慨，还特意交代妻子许鹿希，把家里那方最好的砚台，送给杨振宁。 后来，杨振宁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邓稼先》。他在里面说，如果把邓稼先比作奥本海默，那是对邓稼先的侮辱。因为奥本海默太复杂，而邓稼先，是一个最纯粹的人，一个纯粹的“中国男儿”。 2021年，杨振宁百岁生日。 这位百岁老人深情地对着虚空中的老友喊话： “稼先，我懂你‘共同途’的意思。我可以很有自信地对你说，我这50年，是合了你‘共同途’的瞩望，我相信你会满意的。” 这五十年，杨振宁在清华建立高等研究院，卖掉美国的房子捐款，把自己毕生的学术资源都搬回了中国。他用自己的方式，走完了邓稼先没走完的路。 一个以身许国，化作戈壁滩上的丰碑；一个享誉世界，晚年归根为国育才。 这就是“千里共同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