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毛主席说要从军队中选出一名副主席，周总理毫不犹豫说出一个人的名字，毛主席在思考了一会后说：“我怎么把他忘记了！” 有一位将领被急电叫回北京，从总政治部的大楼走进北京军区，从听会的人变成拍板的人，他叫李德生。 一九七零年十一月十八日，他向中央政治局请假，回安徽总结全年工作。 那一年，安徽担子不轻：粮食要争“丰收”，工业要稳住，基层党组织要从乱局里扶起来，省第三次党代会也要谋划。 他照老习惯往下面跑，白天开座谈会，晚上同干部算账，一个多月在各地来回穿。 十二月十九日，省里还在开会，中央办公厅电话突然打进来，让他立即返京，说毛主席有事找他。按规矩，已经在外地请假的政治局委员，一般不用为日常会议折腾，这次通知直接下到安徽，他心里清楚，事情分量不一般。 匆匆把工作交给宋佩璋，第二天一早，他坐上专机飞回北京。 车开进中南海游泳池那一片时，天已经冷透。 毛主席见到他，先问安徽形势。 李德生把粮食增产、工业回升、党的组织基本恢复、省党代会正在筹备几件事简要说了一遍。毛主席听完，话头一转，说已经和恩来同志商量过，准备让他去北京军区担任司令员。 北京军区是什么地方，他心里门儿清。 北边对着苏联大兵，脚下是京畿要地，野战部队多，历史账也厚。他身上那时候已经兼着几顶帽子，当年刚进北京，还试着提过能不能减一点，被毛主席回绝，说“一个也不要免”。 眼下再加一顶帽子，压力可想而知，只是话走到这一步，也不好再推。 他试探着问，总政治部那边能不能松一点。 毛主席的安排很干脆：总政还得抓，人要坐在北京军区，主要精力放在那边，具体事务让副主任多担着。说完分工，又提到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让他找来看看，还问北京最早在什么地方，说起“先有莲花池，后有北京城”的说法，等于是点一句：北京军区司令员，不只是调兵布阵，还要把脚下这片地的根脉弄明白。 毛主席叮嘱他，先去参加一场华北会议，任命公开后再到职。 回到总政，他看到两份批示：一份是十二月十九日毛主席同意周恩来关于华北会议请示的意见，一份是十二月十六日批在三十八军党委《关于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上的几行字。 政治局据此定下会议节奏。 北京军区党委常委会先开，接着在京西宾馆召开华北会议，军区和华北地区主要干部集中到场，军委办事组另开军委座谈会，周恩来坐在前排主持。 会场上，对陈伯达的批评一轮接一轮，把那些事翻出来讲。 一九七一年一月初，政治局听完黄永胜、李作鹏、纪登奎、李德生等人的汇报，觉得火头有些过了。周恩来当夜给毛主席和林彪写信，强调对郑维山和北京军区要两点看，既要批评，也要留住人。 毛主席看完报告，在一月五日召集会议，把开好华北会议、团结全军的方针讲清楚。 李德生在会议期间，多数时候坐在台下听，他那种先看清局势再开口的习惯，又一次用上了，也看得很清楚，真正左右会议走向的，是那几封在中南海来回传递的信和批注。 一月二十四日，华北会议收尾，周恩来作总结，把李雪峰、郑维山调离原职，另行分配工作，把北京军区新的领导班子推到台前，李德生接过司令员的担子。 北京军区开批陈整风会，团以上一千多名干部挤满会场，他在总结发言里反复强调“团结、批评、团结”，提到“山头”问题时，也刻意避开“华北山头主义”这种说法，讲话稿报到中央，经毛主席批示同意后，印成中央文件。 总政治部那边也在悄悄换气。 根据毛主席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关于“不读马列就会被骗子牵着走”的那番话，中共中央一九七零年十一月发出通知，挑出几本马恩列著作和几本毛主席著作，要求高、中级干部认真学习。 李德生组织总政和全军干部学哲学、学理论，一边抓学习，一边按毛主席要求给个人崇拜“降温”。 人民大会堂里的“语录”牌匾，他亲自去协调摘掉，墙上换成照片和国画；军队里那本夹着大量林彪语录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在他的主持下停止发行，已经发下去的尽量收回，整理情况写成报告，送到毛主席和周恩来案头。 等到一九七三年，毛主席说要从军队中选一名副主席时，这些事都已经压在天平的一头。 外面只听到一句轻松的“我怎么把他忘记了”，知情的人心里明白，那更像是老人的一句玩笑。 真正被放在心上的，是前几年这些拧方向、按火头、拆牌匾、收小红书的举动，是在风大浪急的时候，没有往边上躲的那种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