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能无私到什么程度！法国一男子来到中国40年时间，竟然无偿资助了70多位中国学生出国留学，而他提出的唯一要求，竟然是，他所资助的学生，学有所成后必须回到中国！ 在西安外国语大学雁塔校区的老槐树下，经常能看到学生们围着一块黑色大理石碑轻声交谈。 碑上“耕耘友谊”四个烫金大字，衬着旁边那位法国老人的浮雕头像，格外暖心，他就是让·德·米里拜尔。 让·德·米里拜尔的来头可不小，爷爷是法国空军的创始人之一，爸爸官至空军司令，就连表姐都是戴高乐将军的机要秘书。 20岁那年二战爆发，他二话不说就参军了，没成想刚上战场就被俘，在德国的军工厂里扛了四年机床，手上磨出的茧子厚得能当砂纸用。 这段苦日子没磨掉他的性子，反倒让他更懂和平的金贵，也更坚定了要环游世界、探寻不同文明的想法。 战后二十五年里，他的脚印踏遍了53个国家，可心里始终记挂着中学课本里那个“神秘又伟大的中国”。 真正让他下定决心要来中国的，是1965年在非洲加纳的一段见闻。当时他亲眼看到，不少国家给非洲的援助都带着一堆附加条件。 要么要资源要么要市场，唯独中国，在自己还不富裕的情况下，给加纳送了1000多吨粮食、200多台农机，还派了医疗队翻山越岭给当地人看病，一分钱回报都不提。这份纯粹的善意，让他打心底里佩服，也让他越发向往这个东方古国。 1969年他辗转来到香港，一边在当地学校教历史，一边拼命学中文，就盼着能早日进入内地。 这一等就是八年，直到1976年他才终于通过中法文化交流项目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当时北京、上海都向他抛来了橄榄枝，可他偏偏选了条件艰苦的西安，就因为这座十三朝古都的历史底蕴，刚好戳中了他这个历史迷的心底。 刚到西安外国语大学他就傻了眼：法语系连一台能让学生练发音的录音机都没有，学生们只能跟着老师死记硬背，发音不准也没法纠正。 他没多说什么，转头就把自己在法国的积蓄凑了凑，托香港的朋友分三批买了37台当时最紧缺的便携式录音机，全都捐给了系里。 后来又陆续扛来了12台电视机、500多本原版法语书籍，甚至还有20多套法语听力磁带，把法语系的教学设备补了个齐。 更让人动容的是，任教的第二年，他主动找到学校领导，把中国政府给的工资退了回去，只靠法国那边的退休金过日子。 他说的话特别实在：“我在法国有收入够花了，中国的钱该用在更需要的地方，给学生改善伙食、翻修教室。” 生活里的他节俭得让人心疼，袜子磨破了就用蓝布补丁缝，缝补的痕迹密密麻麻，每天的午饭多半是一块干面包加一盒常温牛奶，偶尔改善伙食就是楼下面馆的一碗油泼面，还总让老板少放辣椒，说自己肠胃受不了。 可对学生们，他却大方得不像话，1980年他拿出自己的退休金，设立了“米睿哲中国爱心教育助学金”，专门资助家庭困难的优秀学生出国留学。 从那以后，他把巴黎祖上留下的一套公寓租了出去，每月的租金加上自己的退休金，几乎全投进了助学金里。 截至2014年他卧床不起，这笔助学金累计发放了近200万元，资助了73名中国学生，其中28人去了法国顶尖的索邦大学、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其余的也都赴比利时、瑞士等法语国家深造。 他给这些学生提的唯一要求，就是“学成后必须回到中国”， 有个被他资助去法国学国际贸易的学生，回国后在西安开了家外贸公司，专门把陕西的苹果、猕猴桃卖到法国，每年能带动周边20多个村子的农户增收。 除了资助学生，让先生还把精力都用在了传播中法文化上。他花了6年时间，每天下班后就泡在陕西师范大学的古籍馆，抄了整整12本笔记，最终写出了《明代地方官吏及文官制度——关于陕西和西安府的研究》。 这本书在法国出版后，被17所欧洲高校列为东亚史专业的必读书目，填补了欧洲学界对明代陕西地方治理研究的空白。 因为自己有30多年的直肠炎，吃了不少西药都没好，后来靠西安中医医院的针灸治好了大半，他又迷上了中医。 花了10年时间啃完了《黄帝内经》《本草纲目》等中医典籍，还写成了《简明中医外科学》《中国古代社会与传染病》两本专著，翻译成法语后在欧洲出版，让不少法国医生开始关注中医针灸的魅力。 除此之外，他每年还要义务带15批左右的法国游客参观兵马俑、大雁塔，用流利的中文和法语双语讲解，把中国的历史文化讲得生动有趣。 2015年，96岁的让先生在西安离世，按照他的遗愿，他的遗体捐献给了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用于医学研究。他在捐献协议上写道：“我希望我的遗体能对中国的医学有一点小帮助。” 这位一生未婚、没有子女的法国老人，把自己的一切都留给了中国，73位扎根祖国的人才，2000多本捐赠的原版书籍，4本传播中法文化的专著，还有一颗纯粹无私的爱心。 对于这件事，您有什么想说的吗？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信源：中国日报网2024-02-02——《耕耘友谊 面向未来纪念让.德米里拜尔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