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月琴改嫁罗荣桓元帅后没多久，她传说中牺牲的前夫就回来了，这下太尴尬了。毛主席一

林月琴改嫁罗荣桓元帅后没多久，她传说中牺牲的前夫就回来了，这下太尴尬了。毛主席一招妙解“一妻二夫”的尴尬。 延安有一年忽然传出一句话：“吴先恩回来了。”这个名字早被写进西路军牺牲名单。更尴尬的是，他在红四方面军时娶的妻子林月琴，那时已经在延河边成了罗荣桓的爱人，新婚就在一九三七年。一边是被当成烈士的前夫，一边是军中要员的新丈夫，这桩事只好送到毛主席案头。 林月琴的路，起点在安徽金寨麻埠镇。 一九一四年一月十八日，她出生在一户开杂货铺的小商人家。父亲林维尹一九二七年入党，白天卖油盐酱醋，夜里跑交通送情报。 小学里，校长詹谷堂是早期党员，上课常把书本一合，讲帝国主义、讲农民受苦，她很早就看不惯旧规矩。 一九三一年，红二十五军在麻埠办缝纫兵工厂，号召青年缝军衣。她领着十来个伙伴去报名，胳膊上套个红袖标，从此算红军人。 西征入川时，红四方面军反“三路围攻”打赢，兵力成倍增长。 军需工厂集中到川北德汉城，一九三三年十月设立妇女工兵营，营长林月琴，近五百名女战士，既踩缝纫机，又修路挖战壕，三年里始终紧跟部队。 在供给部这条线上，她和吴先恩结婚。战时夫妻难得团圆，两人不是拉粮就是押运弹药。西路军西征河西，仗一场接一场，牺牲名单一批批往回报，很快名单里有了吴先恩。 那时通讯混乱，没人查得更细，组织按牺牲登记，林月琴被当成“烈士遗孀”，随队北上，在甘肃会宁同红一、红二方面军会师，又到陕北，进红军大学、中央党校，后来调去做妇女工作。 延安窑洞里，三十多岁还没成家的老红军不少。刘桂兰嫁给边区保卫干部许建国，合计着给军委后方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找个对象。这个从井冈山打上来的知识分子，戴着眼镜，话不多，办事稳，目光很快落在中央党校那边的林月琴身上。 一个周日，她被请到刘桂兰家吃饭，炕上一排老战友，罗荣桓也在。大家喝稀粥啃窝头，问她出身、经历，她把麻埠小镇、川北妇女工兵营的日子简单讲了几段。角落里那位戴眼镜的同志很少插话，只是微微笑着听。 时间一长，她心里有数：这人稳当。 中央党校和后方政治部分在延河两岸，春天河水一涨，人脚就蹚不过去。王平送来两匹白马，罗荣桓留下一匹，晚饭后常独自骑马过河，不让警卫员跟着。 林月琴看见白马影子，就从校门的小路走出去，两人在宝塔山下、河滩边散步，说战事，说老家。 一九三七年五月，延河两岸发绿，山丹丹开花，两人的婚事报中央同意，日子定在十六日。 窑洞新房不讲排场，她把旧狗皮褥子晒干，毯子用碱水洗净，在土炕上搭双人木床，又从老乡家借几张桌椅。 老战友从西安托来一袋面粉，炊事班战士把面擀成面条，白菜萝卜一煮，喜面一碗碗端上来，后方政治部从干部到马夫都来了，嚷着要新郎新娘夹同一根面。 这时，消息传来：吴先恩还活着。原来他在战斗中被俘，几经辗转被营救出来，到了延安。 外面的舌头很快动起来，有人说这叫“一妻二夫”，有人提醒，这事牵着红一、红四两路战友的脸面。 毛主席把人叫到窑洞里。对林月琴，他说这事关系她一辈子，也关系部队团结，中央不下硬指示，由她自己拿主意；她怎么选，中央就怎么尊重。罗荣桓也表态，如果她愿意回到前夫身边，他可以主动赔礼，把缘由算在消息不通、战火无情上。 林月琴去见了吴先恩，把这几年的经历从头讲起。 两个从死人堆里打出来的人，很清楚命运开过什么玩笑。她最后选择留在罗荣桓身边，与前夫达成一种不再打扰彼此的新秩序，把这桩事压在心里，很少在人前提起。 日子也没停。 延安时期，她生下儿子北屯、东进，又有女儿南下，孩子多托付老乡抚养，长子因营养不良夭折，女儿十五岁时因恶性骨瘤去世。 罗荣桓在山东敌后困难的岁月里，带病坚持工作，提出“翻边战术”和“插、争、挤、打、统、反”六个字，把山东这盘棋盘活，毛主席后来感叹，说山东换上一个罗荣桓，山东的棋活了，全国的棋也跟着活了。 抗战结束后，他被送往苏联治病，组织给了一笔费用，到了莫斯科，用不上的一大半交回，只拿出一部分给在那边学习的干部子弟添衣服和本子。 新中国成立后，林月琴在东北野战军组织部任副部长，在哈尔滨帮助干部家属办子弟学校，又筹办“十一”学校，一九五五年授衔，她被评为大校，是少见的女高级干部。 一九六三年秋，罗荣桓病重住进北京医院，临终前拉着她的手，只提一件事：自己走后，分给他的房子别再住，要搬到普通干部住的地方，别搞特殊。 同年十二月，他离开人世。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清晨，九十岁的林月琴在北京安静离世。 多年传说里的“一妻二夫”，被她和几位当事人轻轻压在时间底下，留下的只是安静的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