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军被苏联红军押往了寒冷的西伯利亚。 卡车在雪原上颠簸，车厢里的战俘挤成一团，单薄的棉衣根本挡不住零下四十度的风，有人牙齿打颤的声音比车轮声还密。 谁也没想到，这一去就是十一年。 苏联女军医捏着战俘的胳膊，肌肉硬实的就往伐木场送。 岛田太郎被推到重劳役队伍里时，浮肿的双腿还在打晃长期营养不良让他虚胖，可没人在乎这个。 后来他才知道，1945年苏联第702号命令写着要按健康分配劳动，到了基层，就成了“看着结实就能干活”。 伐木场的雪没到膝盖，每天要砍够两立方米木头才算完。 佐藤的手套磨破后，手指冻得像紫萝卜，军医简单截肢后，他就被扔在雪地里。 第二天岛田去寻，人已经硬了。 1947年斑疹伤寒暴发时，营里死的人更多，尸体用雪橇拉走，埋都来不及挖深坑。 最难熬的是1950年冬天，粮食断了，战俘们煮树皮吃。 岛田亲眼看见两个士兵为半块冻土豆打出血，最后双双被看守开枪打死。 那时他才明白，“活下来”三个字，在西伯利亚比什么都重。 日本厚生省后来统计，那几年有五万五千多人没撑过去，死亡率超过一成。 1956年春天，岛田终于踏上归国的轮船。 甲板上的风带着海腥味，不再是雪原上的刺骨冷。 他摸着自己少了一截的小指那是当年冻伤截掉的，忽然想起佐藤最后说的“想喝口热汤”。 广播里念着幸存者名单，每个名字后面都跟着一声微弱的应答。 我觉得，当我们说起这场苦难，不该只盯着这些战俘的遭遇。 他们曾是侵略者，手上沾过别的国家的血；可落到冰原上，也成了战争机器碾压下的蝼蚁。 1957年日本设立援助基金时，很多归国者拒绝领取，或许他们和岛田一样，心里清楚：有些债，不是活着回来就能还清的。 轮船靠岸那天，岛田在码头看见母亲举着“太郎”的木牌，牌子边角磨得发亮。 他想起十一年前被押走时，母亲也是举着这样的牌子，只是那时牌上的字被眼泪泡得模糊。 现在母亲的手抖得厉害，却把木牌抱得很紧。 这场跨越十一年的寒冷，终究在家人的体温里，慢慢有了一丝暖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