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军师长李碧光被俘，面对审问，他提了一个奇怪的要求“能否帮我给周恩来发一封电报放心，电报内容只有八个字!”解放军战士握着钢笔的手顿了顿，对面这个穿着美式军装的男人，眼里没有败军之将的慌乱，反倒透着一股笃定，这八个字到底藏着什么？ 这个李碧光，其实是他在国民党部队里用的名字。 早在1938年，他就改名叫黎强，带着中央特科设计的身份，钻进了中统的培训班。 那时候中统和军统正斗得厉害，他倒好，拿着中央军校和中统培训班的两本结业证，成了两边都想拉拢的“人才”。 没人知道，这个在酒桌上和特务头子称兄道弟的年轻人，枕头下藏着延安抗大的结业照。 中统的徐恩曾和军统的戴笠不对付，这事儿他摸得门儿清。 有次中统的曾庆高想查他底细，他反手就把曾庆高和军统私下往来的证据捅给了徐恩曾。 没过多久，曾庆高就被调去了甘肃的偏远地区。 本来想硬碰硬，后来发现借别人的手更省力，这大概就是他在虎穴里的生存哲学。 他从不主动惹事，却总能在别人的枪口下找到安全区。 1946年上海风声紧，他从加密电台里截到一份密电，上面列着三十多个要抓捕的地下党名单。 那时候地下电台的密码刚换过新的，他熬了个通宵才译出来，第二天一早就跑到行动队，板着脸说“这名单得等南京复核，谁也不能擅自行动”。 就这一句话，72小时里，二十多个同志带着简单的行李，消失在上海的弄堂里。 1949年部队打到四川，他已经是312师的副师长。 仗打得正凶，他却悄悄下令“枪口抬高半寸”。 有战士不明白，他只说“留着子弹打真土匪”。 后来解放军兵临城下，他没放一枪就带着一个团的人投降了。 被俘那天，他没要吃的没要喝，只对审讯员说“请给周恩来发封电报，就八个字”。 电报发出去三天，周恩来办公室的回电就到了，只有六个字：“我党确有黎强同志”。 原来他要发的八个字是“我党有无黎强同志”。 我觉得这种在绝境里的笃定，不是赌运气，是11年潜伏里攒下的底气他知道组织记得他，就像他从没忘记自己是谁。 那封“我党有无黎强同志”的电报，现在还静静躺在中央档案馆里。 纸页边缘有些发脆，钢笔字被岁月晕开了墨点，却把11年的潜伏岁月，变成了永不褪色的坐标。 后来他成了西南镇反办公室的主任，给新入行的公安干部讲课，总说“隐蔽战线没有英雄，只有把每一步走稳的普通人”。 这话听着实在，却藏着最难得的清醒把信仰熬成日常，才是真的坚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