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6月23日凌晨，地下党张纪恩正在睡觉，突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他预感不好的事要来了，赶紧去灶间窗台取暗号，暗号是“淘米箩”，淘米箩取下表示发生意外。 那个年代的上海法租界，表面上看着像块安全区，实际上国民党特务的眼睛无处不在，地下党员每天都得提着心过日子。 张纪恩和妻子张越霞住在这里快一年，对外一直装作普通租户，谁也不知道他们真实的身份。 夫妻俩当时用的化名是“小开”和“周秀清”，这套说辞在法租界的租房登记里写得清清楚楚。 其实不光他们，那时候中共中央特科在上海的秘密联络点，大多都用类似的方式隐藏着。 法租界这种地方很特殊，外国人管着却又不完全说了算，各种势力在这里交织，反而成了地下工作者暂时落脚的灰色地带。 只是这种平静从来都不牢靠，特务的嗅觉比狗还灵。 敲门声越来越响，张纪恩摸到窗台把淘米箩拿下来的时候，手都在抖。 他本来想喊妻子赶紧收拾文件，但张越霞已经醒了，正把一叠写着联络地址的纸条往嘴里塞。 这种应急处理是他们早就练过的，地下工作手册里写得明明白白，遇到突发情况，首要任务就是保护组织秘密。 几秒钟后，门被撞开，戈登路巡捕房的人和国民党侦缉队的特务一起涌了进来，屋子里瞬间挤满了穿黑色制服的人。 特务们翻箱倒柜的时候，张纪恩故意把一些无关紧要的旧报纸碰掉在地上，想拖延点时间。 张越霞则低着头坐在床边，装作吓坏了的乡下妇女，谁也没注意她嘴角残留的纸屑。 搜捕队在抽屉最底层找到一叠用绿色墨水写的手稿，还有几份标着共产国际字样的文件，这些东西现在看来是珍贵史料，当时却差点要了他们的命。 不过夫妻俩一口咬定只是帮朋友暂时存放，死活不承认和共产党有关。 被押到白云观拘留所的时候，张纪恩才发现这里关了不少“同道中人”。 他在放风时遇到了陈琮英，两人用眼神交流了几句，就知道对方的身份。 监狱里的地下党组织没断，大家通过送饭的暗号传递消息，谁也没提叛徒的名字，但心里都清楚，这次大规模搜捕肯定是出了内鬼。 审讯的时候，特务用了不少手段，鞭子抽、辣椒水灌，张纪恩好几次都觉得撑不住了，但一想到那些没来得及转移的同志，硬是咬着牙没松口。 五年刑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在牢里，张纪恩他们想办法弄来报纸，偷偷了解外面的形势。 1934年10月出狱那天，上海的秋天已经有点凉了。 本来想先找个地方歇歇脚，但组织上很快联系了他，让他化名工人，在一家洋铁铺重新建立联络点。 洋铁铺的噪音大，来往的人多，正好用来掩护秘密活动，这种选址的心思，都是从过去的教训里总结出来的。 那个年代的地下工作者，很多人到死都没人知道他们的名字。 罗晓虹负责的联络网络后来暴露了，听说不少同志牺牲了，具体数字没人统计过，也统计不清。 共产国际远东局在上海的档案后来解密了一部分，才让这些隐秘的斗争慢慢浮出水面。 张纪恩夫妻俩只是其中的缩影，像他们这样在白色恐怖里用生命传递情报的人，还有太多太多。 现在再看那个淘米箩，它早就不是普通的生活用品了。 它代表着一种生存智慧，更代表着共产党人在绝境里的坚守。 那些藏在暗号里的信仰，写在纸条上的忠诚，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来得实在。 这些故事或许不会天天被提起，但只要有人记得，那段历史就永远活着。 毕竟，今天的太平日子，就是靠这些愿意把命豁出去的人，一点点拼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