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上海街头，杨振寰等三名旧时代“讼棍”被戴纸帽示众。他们身着长衫，神情平静，却以代写诉状为名欺诈百姓，从公道维护者沦为鱼肉乡里的吸血鬼，遭人痛恨。 这一年的上海刚刚解放三个月，新生的人民法院早已挂牌成立。 法院特意设立了问事代书处，专门帮不识字的百姓免费写状子、解答法律问题，就是为了杜绝有人借代写诉状敲诈勒索。 可杨振寰三人却无视这些规定，依旧在法院周边的茶馆里招揽生意。 他们摸准了百姓不懂法、急着维权的心理，不管案子大小，张口就要五百到两千不等的费用，运气好的时候一天能赚上万，比普通工人几个月的收入还多。 他们的手段藏着诸多猫腻，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遇到邻里纠纷或债务矛盾，他们不只会代写诉状，还会故意在文字里埋下陷阱，挑拨双方矛盾升级。 有的百姓拿着他们写的诉状去法院，才发现关键信息被篡改，不仅赢不了官司，还可能反被追责。 更过分的是，他们会先收一笔高额费用，承诺包赢官司，等到事情没办成，就找各种借口推脱，百姓想要退费更是难如登天。 这些被欺骗的百姓大多是底层劳动者，攒点钱不容易，有的甚至为了打官司倾家荡产，只能眼睁睁看着血汗钱被这三人搜刮。 10月26日，上海人民法院接到群众举报后，迅速派人展开调查。 干警在李鸿福和赵幼青常去的茶社将二人抓获，当场搜出了大量代写的诉状和收钱的凭证。 经过审讯，两人对欺诈百姓的行为供认不讳，法院当即决定将他们收押。 两天后，另一名主犯杨振寰也被逮捕归案，三人被一并关押等待处理。 为了让百姓看清他们的真面目，也为了警示其他人，法院决定在11月1日召开群众大会，让三人当众坦白罪行。 大会当天，法院秘书科长洪流向围观群众说明情况，随后三人依次讲述了自己如何靠代写诉状牟利的经过。 围观百姓听得气愤不已，不时有人喊着让他们再坦白详细些，有的还列举出自己被欺骗的经历。 坦白结束后，法院宣布了处理结果：李鸿福和赵幼青交保释放，杨振寰因为还涉及其他案件，继续羁押等待后续审理。 这个决定得到了现场群众的一致认可，掌声此起彼伏。 散会后，法院还特意叫来附近两家茶馆的老板，告诫他们以后再看到这类敲诈百姓的“黄牛”，必须及时上报。 谁也没想到，这场看似普通的示众事件，半个月后会引发更大的波澜。 上海人民法院院长汤镛在得知事件细节后，立刻组织全院展开检讨。 他认为给三人戴高帽示众的做法不符合人民政府的法治精神，在已经建立正常秩序的上海，这种仅凭个别工作人员意愿的处理方式，会模糊大家对人民司法的正确认识，甚至影响法院在百姓心中的威信。 汤镛亲自写下检讨书，主动承担疏于教育检查的责任，请求上级处分自己和相关工作人员。 11月18日，《解放日报》全文刊登了这份检讨书。 法院院长主动登报认错，这在以前是百姓想都不敢想的事。 汤镛在检讨中明确表示，会加强全院工作人员的政策学习，严格纪律教育，贯彻请示报告制度，坚决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这份诚恳的检讨不仅没让百姓质疑法院，反而让大家更加信任新生的政权——这样敢于自我纠错的法院，才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