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西方把青霉素列为军事机密，中国老百姓和军人伤口发炎红肿后，往往因为没有青霉素治疗而死去！汤飞凡得知后十分难受，对英国生物学家李约瑟说：“我有个办法！” 这办法是什么？就是中国人自己造！可这话在当时听起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那时候的中国，正处在最艰难的抗战时期。别说造药了，就连最基本的生存都成了问题。 当时一支进口的青霉素，在黑市上能卖到“一两黄金”的天价，普通人根本想都不敢想。 战场上、后方里，无数军民不是死于枪炮，而是死于小小的伤口感染。 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有超过300万同胞因此丧命，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就是说，十个因伤感染的人里，有八个都因为没药而活活拖死。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汤飞凡站了出来。他当时是中央防疫处（也就是今天国药集团中国生物的前身）的处长。 为了躲避战火，他带着整个机构从北京一路南迁，最后在昆明郊外一个叫高峣村的荒滩上落了脚。 条件艰苦到了什么地步？实验室就是几间土坯房，连自来水都没有，锅炉还漏水，更别提什么像样的设备了。 但汤飞凡没泄气，他招来了魏曦、朱既明这些当时顶尖的科技人才。 大家凑在一起，点着煤油灯，每周开读书会，硬是没跟国际最前沿的科研脱节。 也正是在1941年的一次读书会上，汤飞凡和同事们注意到了关于青霉素的文献。 他当即拍板，别人能造，我们也能！中国人要自己造出自己的青霉素！ 说干就干，可问题马上就来了。造青霉素，首先得有菌种。 汤飞凡托了不少关系，从印度、美国搞来一些菌种，但产量低得可怜，根本没法用。研发一度陷入了僵局。 可事情很快就迎来了转机。1942年，防疫处搞大扫除，有人从角落里翻出来一双长满绿毛的旧皮鞋。 就在大家准备扔掉的时候，汤飞凡却两眼放光，他小心翼翼地把这团绿霉刮了下来，带回实验室培养。 奇迹发生了，从这团不起眼的霉菌里，他们分离出了一个全新的青霉菌株，编号“NEPB”。 这个菌株的产药效率有多高？它的产药量是之前印度菌种的几百倍！ 说到这你可能以为万事大吉了，其实真正的硬骨头还在后头。有了菌种，还得有生产设备。 可当时别说先进的电力离心机、真空干燥泵，就连个像样的恒温箱都没有。 怎么办？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 汤飞凡带着团队，用废旧的汽车零件自己动手改装离心机； 没有恒温箱，就用几块木板钉个箱子，在里面点上煤油灯来加热； 没有进口培养基，就用便宜的玉米浆代替。 最“土”的还是提纯工艺。他们把青霉素培养液涂在玻璃板上烘干，再用砂纸一点点把粉末刮下来。 就是用这种近乎原始的“土办法”，他们硬是往前冲。 1944年9月5日，这一天足以载入中国科学史。 在昆明那间简陋的土坯房里，汤飞凡和他的团队成功生产出了中国第一批青霉素！ 一共5小瓶，每瓶5000单位。 这标志着中国，成了当时世界上第七个能够独立研制青霉素的国家。 药造出来了，效果怎么样？团队立刻把它送到了昆明的惠滇医院和昆华医院。 当时有个败血症病人高烧不退，已经下了病危通知。 医生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给他注射了国产青霉素，结果第二天，病人的高烧就退了，伤口也开始愈合，人救回来了！ 消息传开，整个昆明都轰动了，老百姓都把这药称为“神仙水”。 接下来，汤飞凡做了一个让所有商人跌破眼镜的决定。 当时黑市的青霉素是天价，他如果想赚钱，轻而易举就能成为巨富。 但他却规定，国产青霉素每支只卖1元法币，遇到贫困的病人，直接免费送！ 到1945年抗战胜利，中央防疫处一共生产了20万支青霉素，其中超过六成都送到了前线部队和贫苦百姓手里，救了无数人的命。 汤飞凡和他的团队，用土办法打破了西方的技术封锁，为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续上了命。 他们造出的不只是药，更是那个年代里，中国人自强不息、顶天立地的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