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82年，陈锡联上将的二儿子不幸牺牲，那时的陈锡联已经年近70，中央害怕他会过于激动，所以马上派人来到了陈锡联家中安慰，谁知陈锡联将军的回话让人肃然起敬。 1982年4月末，北京正值柳絮纷飞的季节，但军委大楼里的空气却凝固得让人窒息，空军司令部的值班电话铃声凄厉，传来的简报让参谋的手止不住颤抖：那架在雷达屏幕上消失的歼-6甲型侦察机，驾驶员一栏赫然写着“陈再文”，父亲栏里填着那个威震军界的名字——“陈锡联”。 此时，67岁的老将军正端坐在京西宾馆的会议室里，丝毫不知命运的重锤即将落下。 当时最大的担忧，莫过于老首长的身体，年近古稀，此时告诉他那个连婴儿面都没见过的31岁二儿子没了，谁都怕他扛不住。 军委迅速组织的一支由老战友和办公厅干部组成的特殊慰问队，带着还没拆封的事故报告和那一纸沉重的表彰令，心急火燎地赶往陈家小院。 谁也没想到，陈家玉兰树下的会面，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判。 看到老战友们面色凝重地走过月洞门，陈锡联甚至不需要对方开口，便敏锐地感知到了异样，接过那个黑色文件袋时，他甚至没有第一时间打开确认，而是眼神如炬地问出了第一句话：“人是在哪里落下的？” “由于遭遇强雷雨云层，飞机解体，坠点在国境线这一侧，距离边界三公里。” 听到“境内三公里”这几个字，原本紧绷着身体的老将军，缓缓吐出一口气，随后转过身，竟下意识地对着镜子整理了一下军装的风纪扣。 在那一刻，作为一个父亲的悲痛似乎被作为一名指挥官的素养强行压制——儿子是在自己的国土上牺牲的，没给国家丢脸，也没给军人这两个字抹黑。 面对原本准备了一肚子安慰话的慰问组长，陈锡联摆了摆手，把对方嘴边的话堵了回去，他甚至反过来询问起当天的气象雷达数据回波情况，以及前线的预警机制细节。 他对满屋子不知所措的干部们说了一句分量极重的话：“既然穿了这身军装，结束在战场就是最合适的归宿。” 这种近乎冷酷的冷静背后，是一脉相承的硬骨头。 陈再文虽然生在将门，长在大院，却活脱脱是父亲早年“小钢炮”的翻版，从小在军营听惯了集合号，这孩子五岁就能把软塌塌的棉被叠成豆腐块，十二岁就能跟在警卫班屁股后面跑完五公里。 当年为了通过招飞体检，弥补耳膜旧伤带来的平衡感弱项，这个年轻人愣是把自己绑在转椅上加练了三个月，每天比别人多转二十圈，转得面色惨白、把胃吐空，硬是咬着牙让军医在体检表上盖了章。 那场发生在南疆的冲突期间，沈阳空军某部的陈再文看着地图上那一千多公里的距离，先后递交了三次请战书，他在临行前压在镇纸下的字条里写“不教敌机越关山”，到了前线更是成了名副其实的“拼命三郎”。 在他生命最后三个月的飞行记录里，为了捕捉越军的火力部署，他连续执行了七次极度危险的抵近侦察任务，正是依靠他带回的坐标数据，我军炮兵成功端掉了对面三个防空导弹营。 这些细节，慰问组也是在后来的调查中才拼凑完整。 真正的悲痛，往往在人群散去后才决堤，告别仪式在三天后举行，八宝山的灵堂里，那具覆盖着党旗的骨灰盒前摆着从深山捡回的半截机翼碎片，那一刻，始终没有流泪的陈锡联做出了一个震撼全场的举动。 他缓缓走上前，从自己胸前解下一枚跟随他征战多年的淮海战役纪念章，并没有像常规那样别在旗帜表面，而是郑重地将其压进了儿子的骨灰盒底，紧接着，他又将那枚属于儿子的“战斗英雄”勋章，别在了覆盖骨灰盒的鲜红军旗上。 这位曾把敌军坦克掀翻在冰河里的老将，伸出那双布满老茧的大手，在冰冷的盒盖上轻轻拍了拍，那动作不像是在告别烈士，更像是在拍着刚入伍新兵的肩膀，也是最后一次触摸儿子的温度。 送走儿子的那个晚上，陈锡联书房的灯一直亮到了凌晨，警卫员后来发现，老将军并没有在写回忆录，而是在翻阅那本厚厚的《空天防御》教材，里面夹着一张还没满月的孙女照片，以及陈再文留下的最后那封带着边角毛边的家书。 不久后，老将军以个人名义致函空军，建议针对歼-6战机的高空避险设备进行紧急采购升级，他没有提任何抚恤要求，唯独提出了这个关于战斗力延续的建议。 时光流转三十九载，这份父子间的血性传承未曾断绝，直到陈老在1999年去世，每年的清明节，都会有年轻的空军指挥学院学员来到军事博物馆，他们会默契地把自己新发的臂章解下来，别在那展出残骸的展柜边缘。 在那隔着玻璃的静默注视中，那枚带有弹痕的指挥尺与那片破碎的机翼残骸，依然并肩而立，仿佛父子俩仍在并肩作战，守望着这片他们曾誓死保卫的蓝天。 主要信源：（澎湃新闻——大别山红色家风故事展播之 陈锡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