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上海，赫赫有名的商人丁永福，把自家的洋房全卖了，换成了美金，旁人都说他傻，他却拿着这笔钱，扭头买了六张去美国的三等舱船票，头也不回地走了。许多人都对他的决定感到困惑。 那会儿的上海，正处在风雨飘摇的当口，苏州河对岸偶尔传来零星的枪炮声，像闷雷似的滚过租界的洋楼群，黄浦江面上的外国军舰悄悄撤了大半，只剩下几艘货轮在码头边孤零零地泊着。 南京路上的绸缎庄、银楼门可罗雀，店员们缩在柜台后窃窃私语，手里的法币变得比废纸还不值钱。 早晨能买一袋米的钱，到了下午连半盒火柴都换不来，有人用麻袋装着钞票去买米，扛着沉甸甸的袋子，脸上却满是慌张。 丁永福的洋房就在静安寺附近的核心地段，三层小楼带着个精致的花园，雕花的铁栅栏门，院里的广玉兰正开得热闹，是他十年前花大价钱从一个英国商人手里买来的，当年多少人羡慕得眼红，说这房子抵得上半个南京路的铺面。 卖房子的消息一传开，整个商界圈子都炸了锅。茶馆里，往日一起谈生意的老友拉住他，压低声音劝：“永福啊，你这是犯了哪门子糊涂？就算时局乱，守着这洋房也饿不死，等风头过了，日子照样能红火。” 隔壁的邻居更是天天在背后嚼舌根，说他傻得透顶，放着金窝窝不住，要去异国他乡喝西北风。 丁永福却没多解释，只是在签卖房合同的时候，手指微微顿了一下，目光扫过花园里那棵他亲手栽的石榴树，然后一笔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拿到金条的当晚，丁永福就揣着东西去了法租界的一处地下室，那是地下钱庄的秘密据点。 昏黄的油灯下，钱庄老板眯着眼验了金条的成色，慢悠悠地说：“老丁，现在换美金可不划算，手续费就要抽三成，还得担着风险。” 丁永福没犹豫，只说：“只要能换成美金，多少手续费都认。” 那会儿国民政府严控外汇出境，正规渠道根本换不到多少美金，想要带钱出国，只能找这些地下钱庄。 看着一沓沓崭新的美金被塞进粗布口袋，丁永福把口袋紧紧系在腰上，外面套了件厚厚的棉袍，连夜回了家。 接下来的几天，丁永福天天往虹口东大名路的公和祥码头跑。 那时候去美国的船票紧俏得厉害，美国总统轮船公司的 “戈登将军号” 是为数不多的航线，船票被黄牛炒到了天价，还得提前半个月预定。 码头的售票窗口前排着长长的队，有西装革履的商人，有抱着孩子的妇人，还有背着行囊的学生，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焦虑和期盼。 丁永福排了三天队，终于轮到他的时候，售票员看了他一眼，慢悠悠地报出三等舱的价格，六张票的钱，几乎花光了他换的大半美金。 旁边有人听见了，忍不住咋舌：“三等舱？那可是底舱，又闷又潮，二十多天的航程，简直是遭罪！” 丁永福没应声，递上美金，接过六张薄薄的船票，小心翼翼地塞进贴身的口袋里，指节都攥得发白。 登船前一天，丁永福特意带着家人去了码头附近的一家照相馆。 妻子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旗袍，怀里抱着五岁的小女儿，大女儿和两个儿子穿着不合身的棉布褂子，老母亲被丁永福背着，头上裹着一块蓝头巾。 六个人站在照相馆的背景板前，背景板上画着黄浦江的码头景象，丁永福从口袋里掏出那六张船票，每个人手里递了一张，让大家紧紧攥着。 摄影师喊 “笑一个” 的时候，丁永福嘴角扯了扯，却没笑出来，妻子的眼圈红红的，孩子们好奇地看着手里的船票，不知道这张纸片会把他们带到哪里。 登船那天，公和祥码头挤得水泄不通。军警在入口处检查证件和船票，每个人都要接受仔细盘问。 丁永福背着老母亲，妻子提着塞得鼓鼓囊囊的行李箱，里面装着全家的换洗衣物和几本丁永福珍藏的古籍，孩子们跟在后面，紧紧拉着父母的衣角。 接下来的二十三天航程，成了一家人最难忘的经历。海上的风浪很大，轮船颠簸得厉害，船舱里此起彼伏的呕吐声几乎没停过。 白天的船舱热得像蒸笼，每个人都汗流浃背，晚上又冷得打哆嗦，只能挤在一起取暖。丁永福把自己的棉袍脱下来，盖在老母亲和小女儿身上，自己则穿着单衣靠在铺位上，一夜一夜地熬着。 当轮船终于驶入旧金山港口的时候，丁永福带着家人走上甲板，看着远处的城市轮廓，心里五味杂陈。二十三天的海上漂泊，每个人都瘦了一圈，衣服也沾满了污渍。 移民官检查证件的时候，看着他们一家六口，又看了看丁永福手里的三等舱船票，脸上露出了惊讶的神色。 丁永福用生涩的英语回答着移民官的问题，后背早已被冷汗浸透，直到听到 “通过” 两个字，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走下轮船，踏上异国他乡的土地，丁永福回头望了望远去的 “戈登将军号”，又摸了摸贴身口袋里的那张全家福。 身后的上海越来越远，眼前的路还很漫长，但他心里清楚，只要一家人在一起，踏踏实实做事，总能闯出一条活路来。 对于这件事，您有什么想说的吗？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