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退休老臣自称古稀老人会触犯乾隆忌讳？结果被凌迟处死？ 乾隆四十六年春天，退休老臣尹嘉铨在保定城郊的宅院里反复摩挲两封奏折。他或许没料到，这两页纸会撕开盛世表象下的帝王忌讳——当76岁的他自称"古稀老人"时，恰好触碰到了乾隆帝最敏感的神经。 事情要从三年前说起。乾隆四十三年，皇帝七十大寿时亲笔写下《古稀说》，开篇便引杜甫"人生七十古来稀"，却笔锋一转："三代以下，年逾七十之君，汉武帝、梁武帝、唐明皇、宋高宗、元世祖、明太祖，共六帝。然其中享国久长，无有如朕者。"这段话像一道圣旨，将"古稀"二字烙上了帝王专属的印记。紫禁城的工匠们奉旨雕琢"古稀天子之宝"玉玺，纽上交龙盘踞，玺身阴刻着皇帝对自己的定位：千古唯一配称古稀的圣君。 尹嘉铨恰恰与皇帝同岁。这位退休的大理寺卿或许觉得，同为古稀之年，自称"古稀老人"不过是文人常事。他忘了，三年前皇帝的《古稀说》早已昭告天下，文中特意驳斥"强藩外患、权臣外戚"等"秕政"，暗指自己治下才是真正的"古稀盛世"。 当尹氏在《多病徒传》中写下"子欲为帝者师"，又在《亨山遗言》里编造东岳大帝称其为"孟子后身"的梦境时，这些文人习气在乾隆眼里，成了一连串的僭越：称古稀是分走帝王的专属符号，梦托孟子是自比圣人，想当"帝者师"更是颠倒君臣名分。 更致命的是尹嘉铨的两次奏折。皇帝西巡路过保定，他先为父亲尹会一请谥，再求让其父入祀孔庙。这看似尽孝的举动，实则触动了皇权的核心禁忌——谥号和从祀孔庙，从来不是臣子该主动索要的荣誉。乾隆二十年前赐诗褒奖尹会一，本是帝王树立孝道典范的权术，如今尹嘉铨却误以为这是特权凭证。 在皇帝看来，臣子对荣誉的任何主动索求，都是对"朕予则予，朕夺则夺"权威的挑战。就像张廷玉求配享太庙时，乾隆怒斥"岂有从祀元臣归田终老"，尹嘉铨的请求同样踩中了"荣誉只能由帝王施舍"的红线。 抄家的官员在尹府搜出三百多套书，每一页都被放大镜检视。当"古稀老人"的自称被与皇帝的《古稀说》并列时，刑部大员们突然明白了圣意：这不是简单的文字差错，而是臣子妄图与帝王共享象征符号。 审讯时，大学士三宝的质问直击要害："皇上御制《古稀说》颁行天下，你怎会不知？这‘古稀’二字，岂是臣子配用的？"尹嘉铨叩头如捣蒜，说自己确实没读过御制文章，却忘了乾隆朝的规矩：帝王的任何文字都是天下臣民必须研习的圣谕，不知便是死罪。 更深层的忌讳藏在帝王的年龄焦虑里。乾隆四十五年刻"古稀天子之宝"时，皇帝表面自诩"犹日孜孜"，实则对衰老充满警惕。他需要用"古稀"强化"十全老人"的神话，不容任何人分享这个符号。 尹嘉铨的存在，恰恰提醒着皇帝：还有臣子与自己同岁，同样熬到了古稀。这种年龄上的平等，在专制皇权下是不能容忍的——帝王必须是独一无二的，从功绩到称谓，都要与臣子划出鸿沟。 最终的判决书里，"古稀"二字被列为首要罪名："尹嘉铨狂悖妄称古稀，视朕为何如主？"这个罪名的荒谬之处，恰恰暴露了皇权的脆弱：它需要通过消灭所有可能的"僭越"，来维持帝王的绝对权威。尹嘉铨或许至死都不明白，他输掉的不是文字官司，而是触碰了帝王对"唯一性"的病态追求。在乾隆的盛世里，连年龄的称谓都成了权力的祭品，更何况是主动索求的荣誉？ 这场悲剧的底色，是清代"荣誉政治"的残酷逻辑。谥号、从祀、称谓，这些文化符号都是帝王操控的工具，臣子只能被动接受。尹嘉铨的悲剧，不在于他的请求有多过分，而在于他不懂：在乾隆的字典里，"恩赐"的前提永远是臣子的"安分"。 当他举起"古稀"的牌子时，就像在帝王的专属领地插了一面旗，等待他的，只能是皇权的雷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