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才是真专家！2020年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预测：“如果没有人生二胎三胎，30年后，中国人口将变成7亿，50年后，中国的人口可能会降低至5.8亿” 郎咸平那句“50年后可能只剩下5.8亿人”，现在听起来再也不像吓唬人的话了，短短几年，一些人原本以为和自己无关的预测，正在真实上演，不夸张地说，这不是未来的危机，而是眼下的问题。 最近几年，从城市到乡村，大家都能感觉到一个现象：孩子少了，学校合并了，年轻人越来越少见，不是人跑去别的地方了，而是压根就没出生那么多。 不结婚、不生娃，不再是个别现象，而成了整整一代人正在经历的生活状态。 过去几十年，中国靠着庞大的人口，撑起了世界工厂、消费大国的名号，但现在，那个支撑经济、撑起家庭的“人”正在变少，而且不是慢慢变，是加速变。 从大街小巷能看到的变化就是，幼儿园招不满，学校缩编，年轻人结婚晚，甚至干脆不结，越来越多的家庭只生一个，甚至干脆选择丁克，不是大家不喜欢孩子，而是越来越多的人觉得“生不起”“养不起”“管不了”。 房价高，教育贵，工作难稳，生活压力大，这些现实问题把人压得喘不过气，生一个孩子，不只是多了个成员，更像是多了一个沉重的负担。 尤其是夫妻俩都上班的家庭，孩子一生下来，谁来带？请保姆贵，爷爷奶奶年纪大，夫妻俩一边工作一边带娃，根本吃不消。 再说教育，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哪一阶段不卷？家长不仅要掏钱，还要掏时间、精力、情绪，连周末也变成了孩子的“上班日”，这么一想，生娃的门槛不光是钱的问题，更是一个家庭的承受极限。 尤其是女性，生育成本更高，一旦怀孕，职场地位就可能不保；产假回来，岗位可能也变了；孩子生病，谁去医院？大部分时候，还是妈妈请假。 这就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越是有能力、有学历的女性，越不想生孩子，不是她们自私，而是太清楚一旦生了，自己要承受的代价有多大。 政府其实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政策上确实在不断推出新措施，比如生育补贴、延长产假、报销部分生育费用，还有鼓励托育服务发展，但这些措施落实到每个家庭头上，效果并不明显。 道理很简单，几千块的补贴，根本抵不了几十万的养育成本，更关键的是，生娃这件事，不是靠发钱就能解决的。 大家要的是一种安全感，是一种“我敢生”的信心，而不是“生完就靠自己想办法”的焦虑，要解决这个问题，光靠宣传和奖励不够，更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制度安排。 比如教育能不能真正减负？工作能不能更灵活？托育服务能不能普及又便宜？这些才是真正触碰到老百姓生活的关键点。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就是城乡之间、生育意愿之间的巨大差距，很多经济发达地区，年轻人普遍不愿意生，哪怕政策给得再多，也提不起他们的兴趣。 而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地方，虽然生育率稍高，但公共服务跟不上，孩子生下来，教育、医疗都成问题。 这就形成了一个错位：有条件养的，不愿意生；愿意生的，养不起，这种局面如果长期持续下去，不光孩子越来越少，社会发展的动力也会被削弱。 没有年轻人，就没有新消费、新劳动力、新技术的接力，最终，整个社会都会陷入“老的多、少的生、年轻人压力大”的漩涡。 这不是哪个人、哪个家庭的责任，而是整个社会结构在发生变化，过去我们习惯了人口多、年轻人多的状态，现在这个优势正在一点点消失，如果还用老办法看待这个问题，恐怕就会错过调整的窗口期。 其实从全球来看，很多国家都经历过类似的过程，有些国家在生育率下降初期就迅速做出调整，效果不错，但也有些国家，拖延太久，等到问题爆发时，补救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 中国现在正处在那个临界点上，不是说马上会出大问题，但如果不抓紧时间系统应对，未来的压力只会更大。 这里面最关键的，是观念的转变，不能再把生育当成个人选择，而要承认它是关乎国家发展的战略问题，要让年轻人觉得，生娃不是负担，而是被支持、被保障的决定。 要把孩子的成长，变成全社会的责任，而不是家庭独自承担的重担。 同时也要看到，人口红利的时代已经过去，接下来的重点，是“人力资本”的竞争，意思就是，不是人多了就有用，而是人要有能力、有知识、有创造力。 这背后的支撑，还是教育、医疗、就业这些系统，只有这些基础打牢了，人口质量才能真正提升。 现在很多人把希望寄托在技术上，比如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可以弥补劳动力不足，但这些技术能不能真正取代大量的基础劳动力？答案并不乐观，科技再先进，也替代不了人和人之间的服务、沟通、照顾，而且技术本身也需要有能力的人去开发、维护、使用。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生育问题都不是一个可以回避的“私人事情”，而是一个必须从国家层面统筹规划的“公共议题”，而要解决它，也不是靠一两项政策，而是要全方位调整整个社会对家庭、对孩子、对未来的支持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