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开国少将钟伟病重住院，大将黄克诚去看他。聊天时，黄克诚问钟伟，“老家还有什么人没有？”钟伟说：“儿女都在老家务农，还有三个孙子，两个孙女，也都在农村。” 说钟伟，绕不开他的战功。这人打仗有个特点：不仅敢打敌人，还敢“打”上级。 最出名的一仗就是1947年的靠山屯战斗。当时林彪给他的命令是东进，结果钟伟行军途中发现敌军87师露出了破绽。这时候，一般的指挥官肯定先请示汇报，或者干脆执行原命令。 但钟伟是谁？他眼珠子一瞪，把帽子往桌上一摔：“打！打错了杀我的头！” 他不但违抗命令停下来打，还反过来指挥林彪：“让主力部队赶紧过来配合我吃掉这股敌人！”这种“指挥上级”的操作，在军史上都罕见。结果呢？全歼敌军，大获全胜。战后林彪不但没罚他，还通令嘉奖。 可就是这么一个在战场上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都敢闯的人，面对家人的前途，却设下了一道比钢铁还硬的防线。 很多人可能觉得，钟伟是不是不喜欢他的孩子？ 恰恰相反，铁汉柔情最动人。钟伟的长子钟来良，还是个婴儿时，钟伟就去参加红军了。父子俩再见面，已经是1949年。 那一年，四野大军南下路过长沙。20岁的钟来良听说父亲当了大官，兴奋地从平江老家赶到长沙见面。父子相见，没有抱头痛哭，钟伟看着穿着破烂、一脸菜色的儿子，心里肯定也是疼的。 钟来良当时满心欢喜，以为好日子来了，想跟着父亲参军，或者在城里谋个差事。 结果钟伟劈头盖脸就是一盆冷水：“现在的任务是解放全中国，带家属是个包袱。你回去吧，家里的地还要人种。” 钟来良懵了。他看着周围首长们的家属也有随军的，怎么到自己这儿就不行了？但他看着父亲那张不容置疑的脸，没敢吱声，拿着父亲给的几块钱路费，一步三回头地回了平江乡下。 这一回，就是一辈子。 直到钟伟去世，钟来良都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脸朝黄土背朝天，在土里刨食。 如果说对儿子严厉是因为战争年代的特殊情况，那和平年代对孙辈的“苛刻”，就真能看出钟伟的为人了。 钟伟的孙子钟新生，在老家平江县城也就是个普通百姓。有一年，北京军区的一位领导去平江视察，得知钟伟的孙子还在当临时工，心里过意不去，想帮着解决个“农转非”的户口，安排个正式工作。 这在当时，也就是领导一句话的事儿，甚至都不算违规，毕竟是烈士后代、将军子孙，照顾一下也是人之常情。 消息传到北京，钟伟知道了。这老头当时身体已经很差了，但脾气一点没减。他直接给那位领导打电话，语气严厉：“不要搞特殊！他有多大本事就吃多大碗饭，在农村待着饿不死！” 哪怕到了晚年，钟伟手里其实是有一些“特权”的。比如组织上给他配的专车，除了他自己看病开会，家里人谁都不许坐。 有一次，孙子去北京看他，临走时想坐爷爷的车去火车站显摆一下。钟伟眼皮都没抬：“坐公交车去，又不远，我的车是国家给办公用的，不是给你摆阔气的。” 孙子委屈得直掉眼泪，觉得爷爷不疼他。可后来钟伟偷偷塞给孙子一点自己省吃俭用的津贴，让他买书看。 老人的爱，是沉重的，是那种“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的清醒。他怕后代成了“八旗子弟”，怕他们躺在功劳簿上废了。 钟伟这辈子，起起伏伏。1959年庐山会议后，因为性格耿直，替彭老总说了几句公道话，钟伟受到了错误的批判，被下放到安徽当农业厅副厅长。 那段时间，是他人生最灰暗的日子。可即便如此，他也从没向组织伸过手，没为家人的困境求过情。 “我钟伟这辈子，上对得起党和国家，下对得起黎民百姓，唯独对不起我的家人。” 这是他晚年偶尔流露出的愧疚。 但他紧接着就会说：“可我是党的干部，权是人民给的，不能变成自家的私产。” 1984年，也就是文章开头那一幕发生后不久，钟伟病逝。 整理遗物时，工作人员都落泪了。这位当过北京军区参谋长的开国少将，家里竟然没有什么值钱的物件。存折里的钱，连给孙子凑个像样的彩礼都不够。 他留下的遗嘱更是简单得令人发指：骨灰撒在平江老家的天岳书院，那是他参加革命的起点；不要给组织添麻烦，不要搞遗体告别；儿孙们各安天命，不得找组织要照顾。 时间一晃到了21世纪。有记者去湖南平江采访，想寻找钟伟将军的后人。 在县城的一个嘈杂菜市场里，记者找到了钟伟的孙子钟新生。 他正在摆摊卖水果，穿着几十块钱的T恤，皮肤黝黑，手指粗糙，熟练地给顾客称重、找零。 当记者表明来意，周围的摊贩和顾客都惊呆了：“啥？老钟是将军的孙子？平时看他老实巴交的，从来没听他提过啊！” 钟新生有些局促地搓着手，憨厚地笑着说：“爷爷说了，路要自己走，饭要自己挣。靠着祖辈的荣光混饭吃，那才叫丢人。” 这一刻，我仿佛看到了当年那个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钟伟，他的基因，他的傲骨，并没有因为贫穷而消失，反而在这个卖水果的孙子身上，以另一种形式延续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