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诸葛亮这位三国时期最为耀眼的政治家与军事家，后世对他的评价始终如万花筒般折射出多元视角。鲁迅先生曾以"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的犀利笔触，直指《三国演义》将这位蜀汉丞相塑造成半人半神的形象——羽扇轻摇便能呼风唤雨，锦囊妙计总能未卜先知。这种艺术加工固然凸显了文学魅力，却也模糊了历史人物的真实轮廓。当我们拂去演义的虚幻尘埃，在《三国志》等正史记载中，看到的却是一个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刻入骨髓的完美人臣典范。 毛泽东主席在批注《资治通鉴》时，曾以战略家的眼光写下"始误于隆中对"的深刻洞见。这个被后世奉为神算的战略规划，实则暗藏致命隐患：当刘备集团以荆州为跳板进取益州时，看似完美的"跨有荆益"布局，实则将有限的兵力分散在相隔千里的战略要地。这种布局在曹操、孙权双重夹击下，犹如将鸡蛋分别放在两个摇晃的篮子里。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失荆州，不仅是军事失利，更是战略构想的彻底崩塌——当荆州守军全军覆没，益州援军鞭长莫及，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奖率三军，北定中原"的宏愿，已然失去最重要的战略支点。 "卧龙得其主，不得其时"的喟叹，道尽了这位天才的时代困境。他辅佐刘备时，曹操已统一北方坐拥百万雄师，孙权据江东三世基业固若金汤。这种三足鼎立的均衡态势，使得任何一方都难以打破僵局。更令人扼腕的是，诸葛亮接手的蜀汉，实则是三国中最脆弱的政权：人口不足百万，疆域仅有益州一隅，却要同时对抗曹魏的举国之力与东吴的反复无常。在这种资源严重不对等的博弈中，即便有木牛流马、连弩等科技发明，也难以弥补国力的根本差距。 这位被后世神化的智者，实则始终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挣扎。他明知北伐是"以卵击石"的豪赌，却依然坚持"汉贼不两立"的政治正确；他清楚蜀汉国力难以支撑长期战争，却用"庶竭驽钝"的执着延续着复兴汉室的微光。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恰似希腊神话中不断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在永恒的困境中彰显着人性的光辉。当我们审视这段历史时，或许该放下"成王败寇"的简单评判，转而思考：在时代洪流面前，个人的智慧与坚持究竟能迸发出怎样的能量？诸葛亮用一生给出的答案，至今仍在历史的长河中激荡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