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3年，纳王郜永宽兴高采烈去赴宴，酒过三巡，人头落地。郜永宽也算讲义气，却没有自知之明，他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不知道低调做人。 而这场震惊中外的“苏州杀降”事件，不仅改写了太平天国战争的走向，更成为李鸿章一生中最受争议的篇章。 话说在1863年末，那时候的太平天国局势岌岌可危。 苏州作为天京以东最重要的战略据点，已被清军重重包围。 而主持城防的慕王谭绍光决心死守，但纳王郜永宽等八位将领已军心动摇。 郜永宽私下多次派人与城外的淮军将领程学启接触，试探投降条件。 而且他提出一个关键要求：希望由英国人戈登作保，确保他们投降后的生命安全。 这个请求背后是惨痛教训的警示，就在同年四月，李鸿章的弟弟李鹤章在太仓受降时，就因太平军诈降而腿部中弹，险些丧命。 而这种反复无常的投降行为，让清军对降将充满戒心。 戈登率领的“常胜军”装备精良，是围攻苏州的重要力量。 这位英国军官最初以绅士自居，郑重向郜永宽等人承诺：只要放下武器，保证他们人身安全。 而李鸿章与心腹程学启密商后，制定了一个诱降计划。 他们先是同意郜永宽的要求，邀请戈登作为担保人，承诺降将可得清廷官职。 程学启这位原太平军将领，投清后格外狠辣，可能是为了向新主表忠心。 而且他对李鸿章说：“这些降将狼子野心，若不除掉，后患无穷。” 12月4日，郜永宽等人刺死誓死守城的谭绍光，献城投降。 当他们提着谭绍光的首级来到清营时，苏州城门随之洞开。 然而降将们并未完全解除武装，仍控制着近万部队，并要求独立指挥权。 而这点成为李鸿章后来辩解杀降的主要理由。 12月6日正午，李鸿章在营中设宴款待八位降将。 喝着喝着八名武弁手捧红顶花翎入帐，假意为降将更衣。 就在他们起身接受顶戴的瞬间，帐外传来三声锣响。 没想到武弁们突然拔刀，郜永宽等人猝不及防，顷刻毙命。 与此同时，程学启率军入城，以“点名发饷”为名，将已缴械的三万多太平军降兵诱至双塔寺附近集体处决。 一位现场的外国记者描述：“屠杀持续数日，血水浸透土地深达三英尺。” 戈登得知消息后勃然大怒，提着枪闯入李鸿章大营要求决斗。 因为他感觉自己绅士名誉受到玷污，作为担保人却眼睁睁看着受保人被杀。 此事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 上海英文报纸直呼“苏州大屠杀”，欧洲媒体也纷纷谴责清军背信弃义。 而且英国公使甚至威胁撤回军事支持。 为平息事态，清廷一方面重赏戈登白银万两，一方面公开表态支持李鸿章。 同治皇帝御批“所办并无不合，甚为允协”十个字，为杀降行为背书。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曾国藩、左宗棠等清方要员私底下却对此举表示赞赏，认为“对长毛就该杀一个少一个”。 而“苏州杀降”事件揭示了战乱时期人性的复杂面貌。 郜永宽等人叛主求荣，最终自食其果。 李鸿章背信杀降，虽得朝廷支持，却永远背负了“李屠夫”的恶名。 这一事件也彰显了功利主义与道德信义的冲突。 为李鸿章视杀降为现实需要，戈登则坚守契约精神，这种文化差异至今仍是国际交往中的难题。 值得思考的是，倘若郜永宽等人有古隆贤那样的觉悟，这位太平军降将在1862年献城后甘当低级军官，最终善终，或许悲剧就可避免。 回望历史，苏州城外的血迹早已褪色，但“杀降”事件仍如一面镜子，映照着人性在极端环境下的抉择。 而李鸿章后来在剿捻、北洋水师等事务上，常因此事受到西方外交官质疑。 而戈登最终与中国和解，甚至帮助清政府训练新军，后来更在海外为华人权益奔走。 这些复杂的历史纠葛，正是近代中国与世界碰撞的缩影。 或许历史的吊诡就在于此：郜永宽们以为投降是生路，李鸿章觉得杀降是妙棋，戈登信奉契约精神…每方都握著自认的真理，最终却共同酿成惨剧。 而那八颗头颅落地时，砸响的不仅是晚清丧钟，更是对人性底线的永恒拷问。 当夕阳把双塔寺的影子拉长，仿佛又见1863年那个雪夜。 刽子手刀下的血珠，与戈登摔碎的勋章，在历史深处发出同样的叹息：所有基于算计的“不得已”，终将成为良心上永远洗不净的红锈。 主要信源：（《李文忠公全集》《太平天国史料汇编》《清史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