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傅作义到功德林看望陈长捷，陈长捷激动大喊：“你在北平谈判，让我坚守天津，结果你成了起义将领，我成了战犯，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1948年底，平津战役打响了。这时候的局势，其实已经很明朗了。傅作义坐镇北平，但他把天津这个“命门”交给了陈长捷。 为什么说是命门？天津是华北的出海口，也是北平的门户。守住天津，傅作义手里才有跟共产党谈判的筹码；守住天津，蒋介石那边也能有个交代，觉得还有南撤的希望。 傅作义给陈长捷的命令就俩字：死守。 陈长捷这人，轴，硬，讲义气。大哥让我守，我就守。他一到天津，那真是把半辈子的本事都拿出来了。 他把天津城变成了什么样？“天津堡垒化”。拆民房、修碉堡、挖了一道几十公里长的护城河，还在周围埋了数不清的地雷。那时候天津城防坚固到什么程度？国民党的将领吹牛说，这地方固若金汤，没有三个月根本打不下来。 陈长捷在城里也是拼了命，他拒绝了南京方面让他撤退的暗示，一心一意就要帮傅作义顶住这口气。他在电报里跟傅作义说：“只要我在，天津就在。” 可是，信息的严重不对称，这时候就像一把无形的刀。 陈长捷在天津那是真打，每一寸阵地都在流血。而此时的北平，傅作义已经开始和解放军秘密接触了。 这事儿咱们得客观点评一下。站在傅作义的角度，他必须得谈。为了北平这座千年古都免遭战火，为了几十万士兵的性命，和平解决是唯一的出路。但是，谈判桌上的筹码是什么？就是天津的坚守程度。 如果天津一触即溃，傅作义就没了讨价还价的本钱；如果天津守得太死，双方伤亡太大，又违背了和平的初衷。这就形成了一个极其残酷的悖论：为了北平的和平，天津必须打，而且必须打得像模像样。 但这事儿，陈长捷不知道啊！他以为大哥是真的要跟他在华北这块地界上跟解放军决一死战呢。 1949年1月14日，总攻开始了。 刘亚楼指挥的解放军，那攻势简直是排山倒海。陈长捷引以为傲的工事，在人民解放军的炮火面前，就像纸糊的一样。 仅仅29个小时！ 谁也没想到，号称固若金汤的天津，连一天半都没撑住。十三万守军，灰飞烟灭。陈长捷在地下指挥所被俘虏的那一刻，整个人都是懵的。 紧接着，更让他崩溃的消息传来了。 就在天津解放后没几天，北平和平解放了。傅作义宣布起义，北平城内的国民党军队接受改编。城门大开，解放军入城，锣鼓喧天。 一边是天津打了29小时，尸横遍野，主帅成了阶下囚； 一边是北平没放一枪一弹，完好无损，主帅成了座上宾，后来还当了新中国的水利部部长。 换了谁，这口气能咽得下去？ 陈长捷进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这心里头的疙瘩，那是越结越死。他觉得自己像个傻子，被最信任的大哥给卖了，还帮人家数了钱。他在监狱里只要一提起傅作义，那就是咬牙切齿。 直到1957年，那个著名的场景发生了。 那时候政策宽松了，傅作义已经是国家领导人级别的干部，但他心里始终放不下这个老弟。他知道自己欠陈长捷一个解释，或者说，欠他一份歉意。 傅作义走进了功德林。 两人一见面，空气都凝固了。陈长捷看着眼前穿着中山装、精神矍铄的傅作义，再看看自己这一身囚服，八年的委屈瞬间爆发。 “你在北平谈判，让我坚守天津，结果你成了起义将领，我成了战犯，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面对老友的怒吼，傅作义没有辩解。这位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将军，此刻选择了沉默。他能说什么呢？说“我是为了大局”？这话太轻飘飘了。说“我也没想到你败得这么快”？这话太伤人了。 傅作义只是静静地坐着，任由陈长捷发泄。他心里清楚，在这个具体的历史切片上，确实是他负了陈长捷。 但是，故事如果只停留在仇恨上，那就太浅了。 傅作义回去之后，并没有因为陈长捷的态度而恼怒。相反，他开始动用自己的一切关系，为陈长捷奔走呼号。他多次向中央写报告，向毛主席、周总理反映情况，说陈长捷抗日有功，是个人才，改造也积极，希望能给他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特赦第一批战犯。陈长捷的名字，赫然在列。 陈长捷出狱后，被安排到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傅作义听说他出来了，第一时间在北京饭店摆了一桌。 傅作义端起酒杯，终于把当年的心里话说了出来。他讲了当时的无奈，讲了北平和平解放背后那些惊心动魄的博弈，也讲了自己内心的煎熬。 “介山，如果天津不打，北平就谈不下来。如果北平也打，那是多少人头落地啊。” 陈长捷听着听着，眼圈红了。八年的牢狱之灾，让他读懂了政治的残酷，也慢慢理解了傅作义当年的处境。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傅作义为他重获自由所做的努力。 那个曾经喊着“一辈子不原谅”的硬汉，终于放下了酒杯，也放下了心中的大石。 后来，陈长捷在上海过得还算安稳，写了三十多万字的文史资料，把平津战役的细节详详细细地记录了下来。这些文字，成了后人研究那段历史最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