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抗美援朝时，出现了一个诡异的现象，许多伤员在绑上绷带后没多久后，相继死亡，这可吓坏了彭总司令：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出现了奸细？ 谁能想到，这些夺命的医疗物资，竟出自上海滩一位“体面”的大老板——王康年之手。 此时的上海，十里洋场依旧灯红酒绿。大康西药房的经理王康年，正穿着笔挺的呢子西装，梳着油光锃亮的大背头，在咖啡馆里谈笑风生。 在旁人眼里，他是响应国家号召、承接军需订单的“爱国商人”，手握26亿元（旧币）的志愿军急救包订单，风光无限。然而，在这副光鲜亮丽的皮囊下，藏着一颗比蛇蝎还毒的心。 谁能想象，那些本该裹住伤口、隔绝病菌的绷带，竟是王康年从垃圾站回收的废旧纱布，连最基本的蒸煮消毒都省了，上面沾着霉斑和不明污渍，一打开就散发出刺鼻的异味。急救包里的棉花更离谱，本该用优质医用棉，他却换成低价收购的破烂棉、废弃棉，甚至混进带化脓菌、破伤风菌的废料，稍微加工就打包发往前线。战士们在战场上流着血拼杀，好不容易从鬼门关爬回来，却被这些“夺命包”送上绝路——轻伤战士绑上绷带后伤口迅速溃烂，高烧不退，破伤风发作时浑身抽搐，军医们眼睁睁看着生命流逝却束手无策。 更可恨的是，王康年根本就是“空手套白狼”的惯犯。解放前他就曾靠隐匿客户寄存的药品赖账，解放后借着国家扶持工商业的政策复业，嘴上喊着“爱国”，背地里却把志愿军的救命钱当成投机资本。他收了26亿元货款后，压根没打算采购合格药品，反而用这笔钱偿还旧债、囤积居奇，直到发货期限临近，才匆匆搜罗过期药、劣质药凑数，连青霉素都敢用自来水勾兑。店里员工看不过去劝阻，他却满不在乎：“反正用在朝鲜前线，出了问题谁能查到？” 这时候的祖国，正倾尽全力支援前线。聂帅为协调后勤彻夜不眠，累到晕倒在办公室；周总理带头制作炒面，全国百姓家家户户支起铁锅，把仅有的粮食做成便于携带的干粮；运输兵冒着美军轰炸，把物资扛过冰天雪地的鸭绿江。可这些凝聚着全国人心血的支援，却被王康年之流当成牟取暴利的工具。武汉的李寅廷用劣质棉做急救包，上海的张新根用发霉生蛆的坏肉做牛肉罐头，济南的奸商把臭鸡蛋掺进蛋粉——他们的算盘打得精，战士的生命却成了牺牲品。 彭老总把前线反馈的情况上报后，毛主席看着发霉的绷带和战士牺牲的名单，眼圈通红，震怒之下下令彻查。陈毅元帅亲自督办，王康年的伪装很快被撕开。1952年，上海市人民法庭以盗骗国家资财、危害军需等罪名，判处这个黑心商人死刑。枪响之后，那些和他一样发国难财的奸商们才慌了神，这场整顿前后有上万不法分子落网，狠狠刹住了投机歪风。 有人说王康年是利欲熏心，可在我看来，这根本是背叛。国家危难之际，战士们用血肉之躯守护家园，后方的商人却在背后捅刀子，这种恶行比敌人的子弹更让人不齿。诚信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尤其是在民族存亡的关头，商人的良知更该与国家命运绑定。那些真正的爱国商人，有的捐出全部家产，有的亲自押车送物资到前线，他们才配得上“体面”二字。 王康年的下场是咎由自取，也给后人敲响了警钟：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背叛国家和人民的人，永远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