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必须死！并非因贪赃，而是触犯了一条千年的政治法则 1799 年正月，乾隆帝驾崩仅十日，权倾朝野的和珅就被嘉庆帝软禁于灵堂。半月后，一份 217 字的《钦命赐和珅自尽折》送抵天牢，白绫加身的和珅结束了 20 余年的权臣生涯。世人皆传他因贪污八亿两白银丧命，可翻开清宫档案才发现，贪腐只是表象，真正致他于死地的，是触犯了 “皇权绝对独尊” 这条延续千年的政治铁律。 和珅的崛起本是乾隆朝权力运作的产物。这位精通满汉蒙藏四种语言的奇才，凭借理财能力与察言观色的本事，从三等侍卫一路做到文华殿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乾隆晚年怠政，将朝政实权托付给和珅，使他成了 “二皇帝”—— 官员任免需经他点头，奏折批阅由他转呈，连户部、内务府等核心部门都被其把持，甚至嘉庆身边都安插着他的眼线。此时的和珅早已忘了，他的权力本质是皇权的延伸，一旦失去乾隆这根 “拐棍”，便成了新君眼中的威胁。 真正敲响丧钟的，是他对皇权边界的一再突破。乾隆禅位后，和珅竟 “挟太上皇以号令皇帝”：川楚军情被他扣压不报，蒙古王公觐见被他擅自禁止，甚至乾隆批错的奏折，他都敢直言 “不如撕去重拟”。更致命的是，他在嘉庆被立为太子前，提前递如意表功，把皇权传承当成个人邀宠的筹码，这已然触碰了 “谋逆” 的红线。在君主专制制度下，权臣可以贪腐，可以专权，但绝不能染指皇权核心的 “废立” 与 “决策”，这是历代帝王心照不宣的底线。 乾隆驾崩成了权力清算的导火索。嘉庆以 “守灵” 为名软禁和珅，切断其与外界联系，随后授意大臣弹劾，罗列二十大罪状。耐人寻味的是，罪状中排在前几位的并非贪腐，而是 “骑马直入大内”“肩舆进神武门” 等僭越之举，以及 “漏泄立储机密”“把持户部事务” 等侵夺皇权的行径。最终赐死和珅时，嘉庆引用的也是《大清律例・大不敬》条款，而非惩治贪腐的律法。这清晰地表明，清算的核心是收回被僭越的皇权，而非单纯反腐。 和珅之死更像一场标准化的政治仪式。按清代制度，一品大臣获罪需 “赐自尽” 以 “存朝廷体统”，内务府早已备好白绫与丧仪流程，连棺木尺寸都严格遵循《大清会典》规制。临终前，和珅未写忏悔诗，而是提交了涵盖关税、粮仓、驿站密押的《政务交接确认单》，这份 “权力移交书” 恰恰印证了他掌握的实权已威胁到皇权更替。他的死，本质是新君通过清除旧权臣完成皇权重置，给所有官僚敲响 “皇权不可侵” 的警钟。 “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的俗语流传百年，却掩盖了背后的政治逻辑。纵观历史，霍光、张居正等权臣的结局莫不如此 —— 当臣子的权力膨胀到模糊君臣边界，无论是否贪腐，都必然成为皇权重置的祭品。和珅的悲剧，不过是这条千年法则又一次精准运行的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