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时候，黄克诚将军三十岁的小儿子黄晴准备结婚，未来儿媳妇的家教家风都不错，黄克诚很满意。 满意归满意，但事情并没有往“高干家庭热热闹闹办喜事”的方向走。 黄晴把结婚的想法说出口没多久，黄克诚就把家里人叫到一起，语气很平静，却一点余地都没留：婚礼可以办，但一切从简，不能用公家的车，不能找单位帮忙，也不能因为家庭身份多请人、多花钱。 这番话并不是临时起意。黄克诚这一辈子，对“权力用在什么地方”始终分得很清楚。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黄克诚任总参谋长，在会议上如实反映基层情况，提到浮夸风和粮食问题。 这些话在当时并不讨喜，结果很快被调整岗位，离开了军队核心位置。这件事，对黄克诚影响很大，却没有改变他的性子，反而让他更警惕“位置越高，越要守住界线”。 所以到了1978年，黄晴结婚这件事，在黄克诚眼里不是小事，而是原则问题。家里有人觉得，现在条件比过去好，办得体面一点也不算过分。 黄克诚听后当场发火，说的话很重：革命干部的孩子，不能拿父母的职务当本钱，比待遇只会比出问题来。 黄晴心里并不轻松。结婚是人生大事，谁都想风风光光一点。黄晴私下和母亲抱怨，说就算用单位的车，也可以自己出油钱。 话传到黄克诚耳朵里，黄克诚直接把话说死：只要是公家的东西，就不能碰，哪怕一分钱也不行。 这种态度，其实和黄克诚对待子女工作的态度一模一样。新中国成立后，不少老干部的子女进入系统工作并不难，但黄克诚明确要求，孩子找工作不许找他，也不许打他的旗号。 黄克诚的子女，大多从普通岗位做起，没有人因为父亲的身份走捷径。 这一点，在当时并不普遍。 黄克诚常在家里提起一句话：“当干部的，最怕自己觉得理所当然。”用车、住房、看病，只要有规定，就严格按规定来，宁可麻烦一点，也不越线。 婚礼的事最终怎么定下来的，家里并没有大张旗鼓地讨论。黄晴后来主动站出来，说已经和对象商量好，接亲就像父母当年那样，用自行车。 黄克诚这才缓和下来，脸上有了笑意，说这才像个样子。 “其身正，不令而行。”《论语》里的这句话，用在黄克诚身上并不夸张。婚礼那天，没有车队，没有排场，一队自行车安安静静地出门，又安安静静地回来。 在旁人看来或许简单，但在那个年代，这种“简单”反而显得不寻常。 多年以后，人们回看这件事，很少再纠结婚礼办得寒酸还是体面，而是记住了一点：黄克诚并不是在为难家人，而是在守住自己一生反复验证过的分寸。 对他来说，战场上如此，会议桌上如此，到了自家孩子结婚这件私事上，同样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