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前，中央军委就明确下达了严格的群众纪律要求，各参战部队自上而下开展了全面的政策纪律教育，从军区指挥部到基层班排，从高级指挥员到普通士兵，人人接受“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爱护越南人民的生命财产”“尊重越南人民的风俗习惯”的专题学习，将纪律要求固化为行动自觉。战前动员中，“严守纪律、善待平民”被列为与作战任务同等重要的硬性指标，各部队还专门成立了纪律检查组，对违反群众纪律的行为制定了严厉的惩处措施，确保纪律要求贯穿作战全过程。这种自上而下的纪律约束与思想引导，决定了我军善待越南民众的行为绝非偶然的个别案例，而是覆盖东线、西线所有参战部队的普遍现象。 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战场上，我军战士始终坚守“不擅动越南民众一草一木”的铁律，宁愿自己忍饥挨饿，也坚决不动当地民众的粮食和物资。战争期间，由于越军不断袭扰我军后勤补给线，许多参战部队面临口粮短缺、物资紧张的困境，战士们常常只能以压缩饼干、野菜甚至生米充饥，但即便如此，没有任何一支部队、任何一名战士擅自取用越南民众的粮食或财物。东线某集团军在谅山地区作战时，部队在村庄宿营期间，发现村民家中留存有稻谷、玉米等粮食，但全体官兵严格遵守纪律，不仅没有动用一粒粮食，还主动帮助村民加固粮仓、防范鼠患；西线某部在老街地区推进时，战士们在断粮两天的情况下，路过挂满果实的果园，没有一人摘食一颗果子，只是靠着随身携带的少量压缩饼干坚持作战。多名参战老兵回忆：“战前指导员反复强调，越南民众的东西哪怕再好，哪怕我们饿肚子，也绝对不能碰，这是解放军的底线，谁也不能破。” 在坚守纪律底线的同时，全军各部队还普遍开展了救助越南民众的人道主义行动，将有限的物资、药品主动让渡给当地平民。从高平到谅山，从老街到柑塘，几乎所有参战部队都有分发现食物、救治伤员、维修设施的记录。1979年2月至3月，东线多个部队在推进过程中，发现大量越南村庄因战乱断粮、医疗中断，老弱妇孺处境艰难。尽管自身补给困难，各部队均自发组织物资分发：某部在高平附近村庄，将全军统一配发的罐头、压缩干粮按人均份额分给村民；另一部在广宁省境内，将携带的急救包、消炎药全部用于救治受伤民众，而战士们自己受伤后，只能用盐水简单处理伤口。西线某医疗分队更是在作战期间，累计收治越南平民伤员300余人，为了保障平民救治，医疗队将仅有的3台手术台中的2台专门用于平民诊疗，医护人员连续多日不眠不休，甚至自己节省下来的药品都优先供给越南伤员。这种跨越战场的人道主义援助，在各参战部队中随处可见，成为我军纪律与仁心的生动注脚。 修复基础设施、保障民众基本生活，同样是我军各部队的普遍行动。越军为阻碍我军推进，蓄意炸毁桥梁、破坏水利设施、焚烧村庄，导致许多越南民众无家可归、生产生活陷入瘫痪。我军在清剿残敌后，各部队纷纷抽调兵力，主动帮助民众开展重建：东线工兵部队在完成作战工程任务后，转战多个村庄，修复被炸毁的桥梁10余座、灌溉水渠20余公里；西线某部在宿营期间，组织战士为村民修补房屋百余间，还帮助修复了当地的小学校舍，让流离失所的儿童得以重返课堂。这些重建行动并非上级统一指令，而是各部队基于人道主义精神的自发行动，遍布整个作战区域，充分印证了我军“爱护越南人民生命财产”的纪律要求已深入每一名战士心中。 与我军的纪律严明、仁至义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越南武装背信弃义、狡诈歹毒的作战行径。越南当局战前大肆煽动民族仇恨，欺骗民众将解放军视为“侵略者”，并利用平民身份作掩护，实施卑劣的袭击战术。越军常常穿着便衣混杂在村民中，趁我军战士分发物资、救治伤员或帮助重建时发动突然袭击；他们将军事据点设在村庄、寺庙、学校等民用设施内，用平民作为“人盾”，迫使我军在作战中陷入两难；更令人发指的是，越军在道路、水源、农田甚至村民家中埋设大量地雷和诡雷，许多我军战士在救助民众、抢修设施时不幸触雷伤亡，不少越南平民也因此无辜受伤。在高平战役中，我军一支运输分队遇到几名自称“受困”的越南村民，战士们出于人道主义上前救助，却遭到隐藏在附近的越军伏击，6名战士当场牺牲；在老街地区，越军伪装成妇女向我军医疗队求助，待医护人员靠近后引爆身上的炸药，造成3名医护人员重伤。越南武装的这些行为，完全违背了国际法和人道主义准则，是对战争伦理的公然践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