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桑晓独居苦读。一日夜间一位红衣绝色女子敲开屋门，向他表示爱慕之情！桑晓把持不住，拉着女子缠绵榻上同赴巫山。 这一段情节，是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设置的开篇场景。故事一出场便直指人性与情欲，却并不止于艳情描写，而是服务于作者更深层的现实思考。 蒲松龄，字留仙，生于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前后常见误记，实为1640年），山东淄川人，一生困于科举。康熙年间，他多次赴考不中，长期寄居乡里或为人幕僚，这种身份使蒲松龄既贴近民间，又深知士人的窘迫处境。 桑晓这一人物形象，正是清初寒门书生的典型投射。清代科举制度极为严苛，康熙二十年后，各省童生、秀才数量激增，但中举名额有限，许多读书人终身困守书斋。 蒲松龄本人在康熙三十一年仍只是岁贡生，未能入仕。他在友人家设“聊斋”，夜间听人讲述异闻，将所闻所感记录下来，再以文人笔法加工，这才有了桑晓的故事雏形。 明清以来，狐鬼题材大量进入文言小说，但蒲松龄的处理方式明显不同于《搜神记》或《太平广记》中单纯记怪的写法。 莲香被塑造成懂人情、识世道的存在，其言行更接近理想中的“知己”。这一点，与蒲松龄长期受制于礼法、却向往真情的心态密切相关。康熙四十年前后，《聊斋志异》初稿已基本完成，其中多篇都以女性角色承担道德判断的功能。 故事中后段引入李氏，与其说是情节需要，不如说是作者对“人心误判”的一次集中书写。清代社会对女性贞节要求极高，但现实中冤案频发，地方志中常见“烈女”“冤魂”记载。 蒲松龄熟读地方志与判牍文书，他在《聊斋志异》中多次借女鬼形象表达对冤狱的同情。李氏的设定，正源于这一社会背景，而非单纯的神怪想象。 在文本结构上，蒲松龄刻意打乱善恶判断的先后顺序，让桑晓先沉溺、再怀疑、后悔悟，却始终无法立即分辨真伪。这种叙事方式，与清代公案小说常见的“先设疑，再翻案”手法一脉相承。 值得注意的是，《聊斋志异》并非即时刊刻之书，蒲松龄生前仅以手抄本在士人圈中流传，直到雍正、乾隆年间才逐渐刊行，这也使得文本中保留了较强的私人情绪。 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曾写下这样一句话：“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这句话恰好点出桑晓故事的内核。 表面是书生遇异，实则是对情欲失度、判断失衡的警示。 桑晓的身体衰败，并未被写成天罚，而是被暗示为纵欲与迷信叠加的结果，这在当时的医学观念与伦理观中，都是可以被接受的解释。 故事的结尾采用转世与重归的处理方式，并非宣扬神异，而是顺应明清小说“以圆满收束”的传统结构。蒲松龄并未给出明确说教，而是让读者自行体会其中意味。 回到文本本身，桑晓并不是一个英雄人物，而是一个软弱、动摇、却真实的读书人。蒲松龄借他之眼，写出了清初士人精神世界的裂痕。 也正因为这种贴近现实的书写方式，《聊斋志异》才能在三百年后仍被反复阅读，而桑晓这样的名字，才会一次次被提起，被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