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胡兰成这号人物，简直就是近代历史上的一朵奇葩—— 论才华，他能让张爱玲倾倒、让余光中盛赞文笔，但论渣性，他也能突破人类道德底线，集汉奸、负心汉、历史歪曲者于一身。 这家伙的一生，简直就活成了“才与德”的极致割裂，堪称“老天爷赏饭吃，自己偏要喂狗”的典范。 说到胡兰成的“渣”，可以说是全方位、无死角的，政治上认贼作父，情感上荒淫无度，而且两者还能无缝切换。 1939年，抗战正酣时，他公开发表《战难，和亦不易》，明目张胆鼓吹与日本和谈，直接跳进汪精卫的“和平”陷阱 。 要知道，当时中国军民正浴血奋战，他却在后方敲锣打鼓劝降，这份“勇气”真是用错了地方。 汪精卫见这家伙会写，直接把他拉进汪伪政府，一路提拔到宣传部政务次长，主管伪政权的舆论宣传，还兼任特务机关报《国民新闻》社长。 更讽刺的是，他后来居然因为和日本人走得太近，连汪精卫都容不下他，下令逮捕，这波“汉奸内卷”也是没谁了。 抗战胜利后，他脚底抹油逃到日本，不仅毫无悔意，还在《山河岁月》里歪曲历史：“沦陷区的中国人与日本人照样往来，胜败也不认真” 。 这话要是让牺牲的抗日将士听见，怕是能从坟里爬出来抽他——要知道，当时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他却轻描淡写说“战不像战”，这种冷血无情，比汉奸行径更令人不齿。 对此，余光中骂他说：“胡先生以前做错了一件事，现在非但不深感歉疚，反图将错就错，歪曲历史，为自己文过饰非” ，真是一针见血。 情感上的胡兰成，更是渣得“清新脱俗”，堪称“民国中央空调”，博爱到没边界。 他一生结过八次婚，对每个女人都甜言蜜语，但转身就抛诸脑后。 发妻唐玉凤病逝才一年，他就娶了全慧文，生下四个孩子后，又看上15岁的舞女应瑛娣，直接带回家和患病的全慧文同住 。 遇到张爱玲后，他更是将“渣”发挥到极致，一边甜言蜜语哄得张爱玲写下“遇见你，我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一边偷偷和她签订婚书，可是转头他就以日本人身份去武汉当《大楚报》社长，和17岁的女护士周训德谈婚论嫁 。 更绝的是，日本战败后他逃亡温州避祸，张爱玲千里迢迢跑去探望，却发现他身边早已换了范秀美。这位还是他同学的庶母，两人路上就以夫妻相称 。 被抓包后，胡兰成毫无愧疚，反而在《今生今世》里把自己写成深情种，说和张爱玲的分手是“时局所致”。 最无语的是，张爱玲心死之后，不仅写信分手，还附上30万元稿费接济他，而他拿着这笔钱，转头就和黑帮“76号女魔头”佘爱珍在日本结婚了 。 这种“吃软饭还心安理得”的境界，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最让人郁闷的是，你骂他“渣”的同时还真不能否认，这渣男确实有两把刷子，才华横溢到让人咬牙切齿。 他的文字功底，连骂他“汉奸”的余光中都不得不服，说《今生今世》“文笔轻灵圆润，用字遣词别具韵味，形容词下得尤为脱俗”，句法“开阖吞吐，转折回旋，轻松自如游刃有余” 。 学者王德威也评价他“文采甜腻妩媚，所思所见，克有别于‘感时忧国’的文学正统”，继承了周作人、沈从文一脉的抒情史观 。 他写故乡浙江嵊县的农村，“田埂上的野草沾着露水，像撒了一把碎钻，农夫的草鞋踩过，留下一串湿痕，倒比诗句还工整”，这种白描手法，把乡土气息写得活色生香，连台湾作家薛仁明都盛赞他“能用极好的白话文呈现中国文化” 。 除了文笔，胡兰成对中国文化的解读也确实有独到之处。 他的《禅是一枝花》虽然被学者余东海批为“歪解”，但不可否认其思维的跳脱——把禅宗公案和世俗人情结合，用“英雄美人都是万民的亲人，所以是冤家”这样的句子解读“天地与我同根”，虽然偏离正统，却别有一番意趣 。 《山河岁月》里，他从日常琐事引申出中国文明的原则，比如写“穿衣吃饭都是礼乐”，把抽象的文化概念具象化，这种能力在近代文人中确实少见。 薛仁明就说，胡兰成的厉害之处在于“很具体地谈一件事情，然后突然从这件事演绎出几个中国文明的原则”，这种跳跃性思维让他的文字充满魅力 。 还有，他的书法也颇有造诣，早年师从周承德，临遍魏碑、隶、篆、章草，笔法遒劲，连周作人都曾称赞他“字有风骨” 。 可惜的是，这份才华到底还是没能撑起他的人品。 在老黑看来，胡兰成就像一件精美的瓷器，外表光鲜亮丽，内里却布满裂痕，装满了自私、虚伪与背叛。 他能用最优美的文字歌颂爱情，却又用最卑劣的行为践踏真心。 他能深刻解读中国文化的“礼乐之道”，却又在国家危难之时违背了最基本的家国大义。 余东海说他“有狐骚味儿而无人味儿”，真是精准的概括——他有文人的灵气，却没有读书人的骨气；他有才子的风情，却没有为人的底线 。 说到底，胡兰成最让人厌恶的地方就在于，他把才华当成了作恶的通行证。 他以为凭借一支笔，就能美化汉奸行径，就能掩盖滥情本质，就能在想上岸的时候上岸，殊不知，他只是交了狗屎运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