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蒋介石率领约60万大军败逃台湾，这些大多未婚的年轻士兵面临婚姻难题，当局连出措施试图应对，这一群体命运引人关注。 这支军队主要由青壮年男性组成，大部分士兵来自大陆农村，年龄集中在20岁至30岁之间，多数从未结婚。他们随部队从沿海港口撤退抵达台湾岛，当时台湾本地人口约600万，突然涌入大量单身男性导致适婚年龄男女比例严重失衡，适婚女性数量远远无法满足需求。国民党当局以维持军队稳定和反攻大陆为目标，出台多项针对士兵婚姻的政策，这些措施直接影响数十万士兵的生活轨迹。士兵们缺乏其他技能，在台湾无亲无故，语言和生活习惯也与本地社会存在差异，这进一步加剧了婚姻难题的复杂性。 当局首先实施军人婚姻限制政策，即俗称的禁婚令。该政策源于1951年通过的《戡乱时期陆海空军军人婚姻条例》，规定现役士兵尤其38岁以下者未经批准不得结婚，违者面临处分。条例要求军人订婚或结婚需提前一个月呈报长官核准，目的是维持战力、减轻财政负担并防范潜在风险。低阶士兵受影响最大，他们在服役期间难以成家立业，许多人因此长期保持单身状态。政策逐年有所放宽，如1959年修改条例允许部分军官结婚，但基层士兵的限制依然严格，导致大量士兵进入中年仍未婚配。这项规定成为当时军队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了士兵的个人发展和社会融入。 为应对士兵生理需求和潜在军纪问题，当局在1950年代初设立军中管理服务场所，即军中乐园或特约茶室。这些场所由国防部通过契约方式管理，主要分布在军营附近及金门马祖等地，服务对象分为军官部、士官部和战士部，票价不同以区分等级。士兵使用微薄津贴购票消费，场所数量相对60万士兵需求而言十分有限，消费成本对低薪人员构成负担。服务以制度化方式提供，但无法满足情感需求，也未能全面覆盖所有士兵群体。这种设置旨在疏导压力，却反映了当时政策对人性的有限考量，成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当局还采取优先安排较高军阶人员婚姻事宜的措施。部分适婚资源和批准权限倾向于38岁以上未婚军官或较高职位者，以稳定军官层级进而控制基层情绪。基层士兵在日常服役中难以获得同等机会，导致资源分配不均的现象较为突出。这种优先机制结合禁婚令，进一步拉大了士兵群体内部的差异，许多低阶人员长期面临成家困难。整体政策体系围绕军队稳定展开，但实际执行中暴露了社会适应和资源匹配的挑战，对士兵群体产生了长期影响。 随着时间推移，大批士兵因年龄、伤病等原因退伍，转为荣民身份。他们缺乏专业技能，在台湾社会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退辅会于1954年成立，组织荣民参与道路、水利等建设项目，并安置他们在眷村或荣民之家。眷村条件简陋，居住空间狭小，许多荣民依靠少量补助和打零工维持生计，如市场劳务或临时工作。这种安置方式帮助部分荣民实现基本自立，但整体融入本地社会仍面临语言、文化隔阂等问题。荣民群体在快速发展社会中常常感到边缘化，生活拮据成为普遍状况。 许多荣民终生未婚，在住所周边活动时保持简单日常。他们思念海峡对岸亲人，但长期隔绝状态限制了联系。1987年11月台湾当局开放赴大陆探亲，申请现场迅速挤满白发老兵，他们手持证件排队办理，现场人流密集。消息传开后，登记人数快速增长，第一批人员乘坐轮船前往故土。开放政策基于人道立场，结束了近40年隔绝，为荣民群体提供返乡机会，许多人带回一捧故乡泥土作为联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