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广州军区保卫部审问总医院护士长，护士长蛮横地说：“你们怎么敢抓我？”一个干部冷笑道：“你干了什么，你自己清楚！” 周晓琳出生于福建一个军区干部家庭，父亲在技术岗位任职，这让她从小熟悉军方体系。通过家庭支持，她进入广州军区总医院，从基础护理工作开始，逐步积累经验，成为外科病房负责人。35岁时，她管理伤员信息和资源分配，丈夫在后勤部门任职，两人生活条件相对优越。她的专业能力得到认可，常参与医疗用品协调和护士培训。1979年底，她在从深圳返回途中结识一名自称中央人员的男子，此人实际为台湾情报人员，通过亲戚引荐接触她。男子提供进口手表、服装和现金作为礼物，周晓琳接受这些物品，两人建立联系。此后，她利用职位获取伤员数据和部队相关信息，提供给对方。这段经历显示出物质诱惑对个人选择的冲击，在当时社会背景下，类似事件反映了情报工作的复杂性。 周晓琳的工作环境涉及军方医疗资源，她负责记录伤员身份和伤情报告，这些信息有时包含部队部署细节。她的丈夫对这些活动不知情，家庭表面稳定，但外部接触改变了她的行为轨迹。男子以商人身份掩护，在广州和深圳活动，专门针对可利用对象。周晓琳的亲戚扮演中介角色，导致她逐步卷入情报传递。她的背景本应提供保护，却成为弱点，这提醒人们家庭影响在职业生涯中的双重作用。案件曝光前，她的生活轨迹看似正常，却隐藏了潜在隐患。 军区保卫部门通过无线电监测发现异常信号，这些波段不属于标准通讯，常在夜间短暂传输。技术人员分析后定位来源在医院宿舍区，误差范围有限。医院作为军方设施，收治涉及机密的伤兵，内部问题可能造成广泛影响。调查小组伪装进入宿舍，检查设备和线路。三座楼中人员众多，夜晚活动稀少。信号追踪指向特定楼层，那里有不同资历的护士从事日常医疗。周晓琳进入调查范围：她的外出记录与请假不符，房间使用习惯异常，物品来源超出收入。监视显示她定期与一名男子接触，此人戴配件遮掩身份。男子以贸易公司为伪装，在沿海城市活动，执行情报任务。他通过周晓琳亲戚建立联系，首次赠送贵重物品。周晓琳收下后，提供伤员名单和医疗信息。对方供应电台设备，指导操作方式。她使用设备发送数据，内容包括部队统计。保卫部门收集影像、物品和记录，形成证据。 抓捕发生在深夜，周晓琳准备传输时被控制。她质问身份，干部回应行为已暴露。她试图解释，证据展示后承认事实。审讯中，她供述收礼过程和传递次数，提供具体数据。过程涉及多项记录，干部核实细节。她确认从接受手表开始，逐步参与情报活动。这起事件凸显了情报监测的重要性，在当时环境下，类似信号异常往往指向外部渗透。医院环境的特殊性，使得内部人员成为目标，保卫工作的及时性避免了更大损失。 周晓琳的供述包括会面时间和物品清单，这些与监视记录匹配。男子身份确认后，证据链完整。她承认操作电台十余次，内容涉及资源部署。审讯环境严格，记录详尽。她描述接触步骤，从亲戚介绍到定期交换。保卫部门的技术支持确保信号准确定位，这反映了军方反间能力的提升。案件处理中，强调事实依据，避免主观判断。周晓琳的行为源于物质吸引，在社会转型期，这种诱惑常见于边境地区。调查过程显示，个人选择受外部因素影响，但责任归于当事人。 根据供词，保卫部门在其他城市抓获男子，他试图使用隐藏物品自杀，未遂被救。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周晓琳承认提供情报，被判八年监禁。男子获无期徒刑，后经减刑释放。周晓琳的丈夫配合调查，未受追究，但事件导致家庭解体。男子返回台湾，面对身份恢复问题，继续低调生活。这起案件成为军方内部教育的案例，强调警惕外部拉拢。判决后，周晓琳服刑期间，社会对类似事件的关注增加。 案件审理公开，周晓琳对事实无异议，法庭考虑情节确定刑期。男子在服刑中表现影响减刑决定。家庭影响延伸到亲戚网络，亲戚中介角色被审查。周晓琳出狱后，生活轨迹不明，但事件留下长期警示。保卫部门加强监测，避免类似发生。这反映了情报斗争的持久性，在改革开放初期，沿海地区面临更多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