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妻子刚去世，快80岁的茅以升就和6个孩子商议，想要续娶，当他说出女人的名字时，孩子们大变脸色，6个孩子全都扬长而去，终生未与他再相见。 1896年出生于镇江，18岁就和江南书香门第的戴传蕙结了婚。这场婚姻听着老派，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俩人起初过得相当合拍。戴传蕙是个懂诗书、明事理的温婉女子，茅以升呢，满脑子都是造桥报国的宏图大志。 结婚没多久，茅以升就漂洋过海去深造了，拿下康奈尔大学的硕士、卡耐基理工学院的博士。这光鲜履历的背后，是戴传蕙一个人在国内死死撑起了一个家。 照顾公婆，拉扯长子，她在无数个深夜里把担忧和辛酸往肚子里咽。 等茅以升学成归国，好日子没来，担惊受怕的日子倒开始了。上世纪三十年代，钱塘江那条要命的潮水向人叫板。在那种波涛汹涌、泥沙俱下的恶劣江面上建桥，连外国专家都连连摇头，说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茅以升偏不信邪，带着工人们日夜奋战，浑身是泥。 他在前线拼命，戴传蕙在后方连觉都睡不踏实。早年间茅以升在镇江做水利局长时，遇到过一次堤坝倒塌事故，那次责任追究让戴传蕙落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到了建钱塘江大桥时，她天天提心吊胆，生怕工程出一点岔子毁了丈夫的名声和性命。这种长期高压的焦虑，直接摧毁了戴传蕙的精神防线，她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甚至多次尝试寻短见。 可以说，茅以升的每一枚功勋章里，都浸透了发妻戴传蕙的血泪和理智。 1937年，钱塘江大桥通车，举国欢腾。戴传蕙的病情也因为工程的顺利竣工而有所好转。可惜，生逢乱世，通车仅仅89天后，为了阻断日军的铁蹄，茅以升亲手下令炸毁了这座倾注了他全部心血的大桥。这种国破家亡的痛楚，让这个家庭再次陷入颠沛流离。 时间线拉到1946年。茅以升被调往上海工作，而身体孱弱的戴传蕙只能留在南京休养。距离，往往是考验人性的试金石。在上海的繁华与孤独交织中，50岁的茅以升遇到了21岁的权桂云。 权桂云出身贫寒，性情温顺，对这位学识渊博的桥梁泰斗充满了崇拜。年轻女子的温柔体贴，让茅以升沦陷了。他全然抛却了在南京为他熬坏了身体的发妻，也忘了自己已经是六个孩子的父亲，和权桂云过起了隐秘的同居生活，甚至还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茅玉麟。 这段地下情被捂得很严实，直到1950年的“坦白运动”。在大环境的要求下，茅以升把这段隐瞒多年的婚外情和盘托出。这个消息传回南京，对戴传蕙来说，无疑是天塌地陷的毁灭性打击。 她为了这个男人熬干了心血，甚至搭上了精神健康，换来的却是一场长达数年的欺瞒与背叛。戴传蕙彻底垮了，旧病复发，变得沉默寡言，终日郁郁寡欢，像退潮的江水一样逐渐干涸。 带着无法排解的悲痛与抑郁，1967年，戴传蕙永远闭上了眼睛。对她而言，这可能是一种解脱。 可让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发妻尸骨未寒，连一个季节都没过完，已是古稀之年的茅以升就迫不及待地把六个孩子叫到跟前，商议自己要续娶的事。 当他说出“权桂云”这个名字时，屋里的空气瞬间凝固了。六个孩子的脸色变得铁青。长子茅于越当时最为愤怒，他常年在外求学，连母亲的最后一面都没见上，心里正滴着血。现在，那个直接导致母亲晚年凄凉、精神崩溃的“第三者”，竟然要堂而皇之地踏进家门，取代母亲的位置？ 没有任何转圜的余地。六个孩子一言不发，带着满腔的愤恨与失望，摔门而去。 从那一天起，这六个由戴传蕙含辛茹苦抚养长大的孩子，彻底和茅以升断绝了关系。他们用这种决绝的方式，为死去的母亲讨还公道。 茅以升如愿以偿地把权桂云接进了家门。但他赢得了陪伴，却输掉了整个家族的温情。 后来的日子，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岁月静好。权桂云住在这个家里，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街坊邻居的指指点点，以及茅家六个孩子如冰霜般的敌意，让这个原本就普通的女人喘不过气来。她亲眼目睹了茅以升因为家庭决裂而产生的痛苦，这份负罪感最终也把她拉进了抑郁的深渊。 1975年，年仅50岁的权桂云郁郁而终。 晚年的茅以升，名气越来越大，荣誉越来越多。他走在外面，是万人敬仰的桥梁巨匠；可回到家里，面对的只有空荡荡的房间。每逢佳节，别人家儿孙绕膝，他的家里却冷得像冰窖，碗筷永远凑不成双。六个孩子铁了心，坚决不踏进这个家门半步。他只能一遍遍摩挲着戴传蕙生前穿过的旧旗袍，独自咀嚼着悔恨的苦果。 1989年，93岁的茅以升躺在病床上，迎来了生命的倒计时。他手里紧紧攥着两样东西：一样是他引以为傲的工程勋章，另一样，就是发妻的那袭旧旗袍。他浑浊的眼睛一直盯着病房的门，企盼着能看到长子茅于越的身影。 临终前，他终于收到了一封“茅于越”写来的信，信里表达了原谅与和解。带着这一丝安慰，茅以升安然闭上了双眼。可惜，这封信是小女儿茅玉麟为了让父亲安心上路，流着泪伪造的。 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那六个孩子，依然没有真正原谅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