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1950年写文章，说张学良理解力从没成熟过。
依据是1929年的一次事件。
一个学者，在二十多年后，用一次决策来定义一个人一生的智力水平。
这不就是贴标签吗？
张学良当时三十多岁，手握重兵。中东路事件里，他想的是收回权益，想的是扬眉吐气。他面对的是一团乱麻的东北亚局势，背后是苏联和日本。
他做了决定。
结果失败了。
然后呢？
然后他就成了胡适笔下的“理解力从未成熟”的人。成了“因纵容而变坏的竖子”。
说白了，这就是事后诸葛亮最省力的写法。把一场复杂的、充满偶然性的外交博弈，简化成一个人的智商问题。
我们太习惯这样了。
看到一个企业家破产了，就说他“格局不够”。看到一个官员落马了，就说他“本性贪婪”。看到一个年轻人犯错，就说他“不成熟”。
我们用一个词，就解释了一切。
也回避了一切。
回避了当时的国际环境有多凶险。回避了他手头有多少掣肘。回避了除了他之外，还有谁该负责。
胡适写下那些话时，他自己又站在哪个时间点上？他又看清了多少？
历史评价最残忍的地方就在这里。
它允许后来者，用上帝视角，轻松地给前人下断语。仿佛他们当年有无数个更好的选择，只是因为他们蠢，才没选对。
读到这里，我脑子里只有一个画面：
一个人在激流里拼命划船，岸上的人却在讨论他的泳姿标不标准。
我们总在重复这个游戏。
轻易相信一个权威的结论。轻易给一个人打上能力的烙印。却从不深究，他做出那个决定时，眼前到底是一片怎样的惊涛骇浪。
下次再听到谁被评价为“能力不行”“头脑简单”时，
先别急着点头。
想想1929年的张学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