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张伦巴“鉴定自为索赔”一一论鉴定的法律价值与真相追寻。
近日，网络主播张伦巴在直播间断言，许敏坚持鉴定病历就是为了要钱，甚至称，钱都给完了，还鉴定啥呀？此言一出，令人愕然。若仅以索赔一笔，否定鉴定的必要性，不仅暴露了对法律之程序的误解，更将一桩涉及生命伦理与司法公正的复杂事件，粗暴地降格为金钱纠纷。本文旨在理清鉴定的真正价值，并阐明其对推动二八事件刑事立案、查明真相的决定性作用。
一、民事赔偿终结不等于刑事追责终止。
2020 年法院判决医院赔偿许敏夫妇近百万元。此乃基于医院管理过错承担的民事侵权责任。这笔钱解决的是“医院该不该赔”的问题，却从未回答“孩子究竟是如何被错换的”这一核心疑问。民事赔偿的结束，恰恰是刑事追责的起点一一因为民事归责无法替代刑事侦查，更无法排除“偷换”的可能性。许敏方多次申请对病历进行司法鉴定，其目标绝非再索金钱，而是将案件从“民事侵权”的定性中剥离出来，为刑事控告铺设证据基石。
二，鉴定是打破无新证据僵局的唯一钥匙。
公安机关曾“以证据不足”，不予刑事立案。若想重启侦查，必须提交法律上认可的新证据。而病历一一尤其是存在涂改、缺失、前后笔迹不一的原始病历，正是最有价值的证据载体。通过专业的文书鉴定、笔迹鉴定、形成时间鉴定，可以科学地判断病历是否被篡改、伪造，以及是否涉及多人事后补写。一旦鉴定结论得出“病历存在伪造”的结论，即构成刑事犯罪嫌疑，（如伪造证据罪、诈骗罪。乃至拐骗儿童罪）这就为公安机关提供了法定立案理由。没有鉴定，仅靠口头质疑，永远无法突破证据不足的门槛。
三，2020 年后杜新枝等人笔迹的出现，绝非偶然
许敏委托权威机构鉴定结果：在 2020 年之后调取的病历中，出现了杜新枝、郭希志、郭希宽。等多人笔迹若经鉴定属实，那意味着在事件发生多年后，非医疗人员竟能参与病例书写或修改一一这直接指向病历伪造。病历是法定医疗文书，非医务人员不得随意填写，更遑论事后添加。此行为本身已涉及刑事违法。鉴定的意义在于：用科学手段固定这一事实，将“疑似”化为“确凿”，从而为其控告提供不可辩驳的证据链。如果连这样的鉴定都认为“没必要，那无异于放任可能的犯罪行为逍遥法外。
四，鉴定结果将倒逼公安机关依法履职。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应当迅速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应当立案。若许敏方提交权威的司法鉴定的意见书，证明病例存在重大伪造嫌疑，才公安机关不能再以 “ 无新证据”为由拒绝立案。鉴定报告本身就是最强有力的新证据，它能将社会质疑转化为法律程序内的正式案由，迫使侦查机关启动调查。这不是要钱，而是行使公民控告权，要求公权力对犯罪嫌疑予以回应。
五，归根结底，真相大于一切。
“二八事件”从家庭悲剧演变为公共事件，根源在于公众对“错换”与“偷换”的真相渴求。许敏坚持鉴定的初衷，正如她所言，“是为了搞清楚孩子怎么换的”，给逝者、给家庭、给社会一个交代。这笔账不是金钱能算清的，而是司法公正的账、人伦道德的账。张伦巴将之曲解为“要钱”，不仅矮化了当事人的人格，更暴露出其对法治精神的漠视一一在法治国家，公民有权通过司法鉴定还原事实，而事实永远是赔偿之外更有分量的存在。
结论，鉴定不是多余，而是必要；不是谋利手段，而是正义利器。唯有通过鉴定固定证据，才能推动刑事立案，才能揭开病历背后的真相，才能让“二八事件”不沦为悬案。张伦巴若愿尽心研读法律，便该明白：赔完了钱不等于查清了案；鉴定不是为了讨价还价，而是为了回答那个最根本的问题——那一年产房里到底发生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