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江淮农民家庭的百年挣扎（六）：我是家族第一个研究生，2003年考上大学，家里没钱，父母带我去信用社贷了3000元
我1982年出生在庐江县白山镇一个农民家庭。父母都没读过书，大字不识几个。1980年代末，我启蒙读书。那时候农村没有幼儿园，到了年龄直接进一年级。
刚开始那几年，我脑子不开窍。上课听不懂，作业不会写，坐在教室里像听天书。考试永远不及格，老师不待见，我自己也厌学。结果就是一年级留级，留了一年又一年。
村里人背后说：“这孩子不是读书的料。”
后来不知怎么回事，突然就开窍了。可能是年纪到了，可能是某个瞬间脑子通了——从那以后，成绩一路往上走，再也没有留过级。
1999年，我考上了高中。那会儿农村初中考高中很难，一个班只能考上几个。我一次就考上了，虽然不是什么好学校，可对家里来说，已经是天大的事。
高中更难了。理科太抽象，尤其物理，怎么都学不明白。高一结束要文理分科，班主任说了一句“便宜没好货”，我就被他劝回了文科班。
2002年第一次高考，没达本科线。家里拿了2000多块钱，让我复读一年。那一年，我拼了。2003年第二次高考，超二本线30多分，考上了大学。
可填志愿的时候，我又面临了一个问题——选什么学校、选什么专业，我什么都不懂。父母更不懂，他们连高中都没上过。我只能靠自己那点有限的认知去选。
那时候家里太穷了。父亲拖着一条残腿种地，母亲种菜养猪，一年到头攒不下几个钱。复读那一年已经花了家里2000多，几乎是家里全部的积蓄。选学校的时候，我选了安庆师范学院——不是因为想当老师，是因为师范院校招生人数多、学费低，还有生活补贴，一个月60几块钱。一个农民家庭的孩子，选学校、选专业，不是看“喜欢什么”，是看“读得起什么”。
可就算这样，学费还是凑不出来。那一年，哥哥刚结婚没多久，家里的积蓄几乎用完了。父母为我的学费发愁，到处借钱，没借到。后来，他们带我到乡镇信用社，贷了3000块钱，利息挺高。那是我第一次走进信用社，也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读书是要欠债的。父亲在贷款单上按了手印，手在抖。他一个字都不认识，可他知道，这3000块钱，得靠他来还。
上了大学之后，听说后来从亲戚那里又借到了一些钱，父母就赶紧把信用社的贷款还了。高利息，拖一天是一天的钱，他们不敢拖。
还有一个人，那时候也在帮我。妹妹初中毕业后复读一年没考上高中，出去打工了，在服装厂做缝纫工，一天踩十几个小时缝纫机，腰酸背痛，一个月挣不了几个钱。可她省下来寄给我，说“哥，好好读，别担心钱”。她读书不如我，可她比谁都清楚：她没走通的路，希望我能走通。
录取通知书下来的那天，父亲没说什么。第二天一早，他对我说：“走，去庙岗头，给你太爷爷太奶奶、爷爷奶奶、叔叔烧个纸。”那是父亲第一次专门带我去庙岗头“报喜”——以前都是清明冬至去上坟，那次是去告诉先人，这个家出了第一个大学生。
到了庙岗头，父亲在坟前烧纸、磕头，嘴里念叨着：“列祖列宗，咱家出了个大学生了。”
烧完纸，路过二伯母家门口。后来听父亲说，二伯母当时说了一句话：“你们家几代人没读书，竟然出了一个大学生。”二伯母家的小孩大多也务农或务工，跟我们一样都是苦人家出身，可就连她都觉得意外——我们家这种人家，也能出大学生？
父亲听完，笑了笑，没接话。可我从庙岗头回来以后，发现父亲走路跟以前不一样了，头抬得高高的，腰杆挺得直直的。
进了大学，受父亲影响，我提交了入党申请。父亲是个老党员，种了一辈子地，还受过上级党组织的表彰。他从来没跟我说过“你也要入党”这种话，可他的样子，我全看在眼里。
大学选的是历史学专业，进校后报名进入了文科综合专业（校长搞的实验班，学生是从历史、中文和思想政治三个专业报名筛选来的），毕业后考了武汉华中科技大学读了研究生，还是历史学专业，历史学就业确实难，我到现在45岁了还在为生活奔波。可当年选师范、选历史，不是因为想当老师，是因为读不起更贵的学校。那一个月60几块钱的生活补贴，让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多读了好几年书。
可那天在庙岗头，二伯母那句话，我一直记着。
“你们家几代人没读书，竟然出了一个大学生。”
她不知道的是，那个“竟然”，对一个农民家庭来说，用了整整四代人。她更不知道的是，那个大学生，当年是靠父母去信用社贷了3000块钱、靠妹妹打工省下来的钱寄回来才读完的。父亲一个字不认识，在贷款单上按了手印——他的手在抖，可他按了。
我的读书路 留级生到研究生 选师范是因为读不起别的学校 信用社贷款3000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