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辽阳，男子跟情人在出租屋幽会，两人相处四五分钟时，女子突然发出怪异声响，脸歪嘴斜还大小便失禁，男子当即停止为女子擦洗，不料女子次日离世，男子一审获刑3年后上诉，二审法院会如何判决？


2015年12月28日，辽宁辽阳灯塔市，一名女子在出租屋内突然失去意识，与她同处一室的男子没有立即拨打急救电话，而是在接下来的十多个小时里一次次选择等待。


等他终于把人送到医院时，女子早已死亡，这场本想瞒住旁人的私下见面，也由此变成了一起刑事案件。


男子王某通过微信认识了已婚女子吴某，两人后来发展成婚外关系，事发当天，趁吴某丈夫不在家，他们约在市区一间出租屋见面。


两人发生亲密关系仅几分钟，吴某便突然发出异常声音，随后嘴脸歪斜、双眼斜视，还出现小便失禁，很快失去意识。


王某停下动作，试着按压吴某的人中，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面对这种明显不正常的情况，他想到的并不是立即求助，而是担心二人的关系暴露，怕事情传出去惹来麻烦。


他清理了房间里的污物，没有拨打120，也没有联系其他人，而是躺在旁边睡了过去。


晚上八点左右，王某醒来后发现吴某仍然昏迷，并且已经口吐白沫、大便失禁，症状比先前更加严重，他却仍未送医，只把现场简单收拾了一下，随后继续休息。


到了午夜，吴某的身体已经发凉，王某摸了摸她，依然抱着“或许还能缓过来”的想法，没有采取有效救助。


直到第二天凌晨四点，王某发现吴某身体僵硬，这才意识到情况已经无法挽回，他替吴某穿好衣服，开车将她送到医院。


医生检查后确认，吴某已经死亡较长时间，送医时早已没有生命体征。


尸检结果显示，吴某腹部受到外力挤压后，胸腹腔压力突然升高，造成左侧膈肌破裂，最终因呼吸、循环功能衰竭死亡。


案件进入审判程序后，法院一审认定王某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法院认为，王某的先前行为使吴某陷入危险状态，因此负有及时救助的义务。


一审判决特别关注王某长时间不施救的表现，吴某从昏迷、失禁、口吐白沫，到身体冰凉、逐渐僵硬，危险信号不断加重，整个过程持续十多个小时。


法院据此认为，王某能够认识到继续拖延可能导致死亡，却为了避免婚外关系败露，放任结果发生，主观上属于间接故意。


王某不服判决，随后提出上诉，他辩称，自己从未希望吴某死亡，事发后曾按压人中，最后也主动将人送往医院，没有逃离现场，更没有毁灭证据。


在他的说法中，自己只是错误地认为吴某休息后能够恢复，并非明知对方会死亡仍置之不理。


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对案件作出了改判，二审法院综合王某事发后的全部表现，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他对吴某的死亡持放任态度。


王某虽然已经意识到情况可能存在危险，却轻信吴某可以自行好转，这种心理更符合“过于自信的过失”，而不是间接故意。


两种罪名之间，差别主要就在这里，间接故意是已经明白死亡结果很可能发生，仍然听任结果出现，过于自信的过失则是看见了风险，却错误地相信事情不会发展到最坏一步。


在我看来，二审改判的重点并不是王某有没有救人的动作，而是这些行为能否证明他当时究竟是放任死亡，还是抱着侥幸心理误判了危险。


但罪名改变并不意味着王某可以不承担责任，二审法院认为，他十多个小时没有采取有效救助，严重耽误抢救时机，其消极拖延与死亡后果之间存在刑法意义上的联系。


法院同时考虑到王某有犯罪前科，事后又赔偿死者家属、取得谅解，并如实供述案情，最终撤销一审关于故意杀人罪的认定，改判其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这起案件真正需要说清楚的，是“救不救”并不永远只是道德选择，当一个人的先前行为使他人陷入危险，或者双方处于只有自己能够及时施救的特殊环境中，法律可能要求其采取必要措施。


报警、呼叫急救、联系附近人员，这些并不复杂，真正危险的，是明明看见异常，却把希望寄托在“再等等，也许没事”上。


对此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