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八岁的时候，独自去了姑姑家拜年，姑姑在暗中给我兜里揣了两角钱，我当乐的不知所措，因为这是有生以来头一次得到拜年钱，当时我就想好了，等商店开门的时候，这两角钱正好买一挂小鞭炮放着玩，在回家的路上，我的小手一直按住兜里的两角钱。 那会儿天还灰蒙蒙的，风有点凉，我踩着冻得发硬的土路往家走，脚底咯吱咯吱响。 两只手轮流捂着裤兜，生怕一松劲儿，那两角钱就飞了似的。 其实兜口缝得挺牢，可我心里总觉得它轻飘飘的，像片纸，又像只小鸟，稍不注意就要扑棱棱飞走。 路过村口老槐树底下，碰见隔壁家二蛋，他正蹲着玩弹珠，抬头看见我，咧嘴一笑：“嘿，发财啦？” 我没吭声，只是把兜按得更紧了些，脸有点热，倒不是害羞，是怕他伸手来摸——那钱还没焐热呢，哪能让人碰？ 走到半道上，我忽然听见“啪”一声脆响，回头一看，是邻居家小孩点了一串小鞭，红纸屑炸得满地都是，硝烟味儿直往鼻子里钻。 我站那儿没动，耳朵嗡嗡的，心也跟着跳快了几下。 原来两角钱真能换来这么响、这么亮、这么带劲儿的一声啊。 可等我走到村东头小卖部时，铁卷帘门还锁着，门上贴着张纸条：“初一上午不开门”。 我趴在玻璃上往里瞅，货架上果然摆着几挂小鞭，红红的，卷得整整齐齐，像一截截小火龙。 我数了三遍，确认它们都标着“贰角”。 太阳慢慢升起来了，照在脸上暖乎乎的。 我站在门口没走，就那么站着，手还按在兜里，可心里头那股急劲儿，不知怎么就慢慢松开了。 后来我转身往回走，没再想着那挂小鞭，反而想起姑姑塞钱时，手指头有点糙，却轻轻擦过我腰侧的棉袄；想起她端来一碗热腾腾的糖水蛋，蛋黄软软的，糖水甜得刚好；想起她说话时眼角的笑纹，像被风吹开的涟漪。 到家后，我把那两角钱掏出来，放在炕沿边的小木匣里——那是我攒糖纸和玻璃珠的地方。 钱是硬币，一面印着麦穗，一面印着国徽，冰凉，但捏久了，也有了点体温。 后来常想，要是那天小卖部开了门，我会不会真把钱递过去？大概率会的吧，毕竟那“啪”的一声脆响，在八岁的耳朵里，比什么都诱人。 可偏偏没开门。 那扇紧锁的卷帘门，像个沉默的老师，逼着我把攥紧的手松开些，往更深的地方看——姑姑递来的哪是钱？是她起早煮糖水蛋时的热气，是她眼角笑纹里藏着的惦记，是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一个普通长辈能给的全部温柔。 很多年后我才明白，那两角钱从来不是为了买什么。 它是一把钥匙，第一次把我心里那扇门，悄悄拧开了一道缝：原来被人惦记着，是这种感觉；原来一点心意，可以轻得像羽毛，又重得让我一路护着它走回家。 现在我给孩子压岁钱，从不塞进红包就完事。 我会蹲下来，看着他的眼睛说：“这钱你收着，想怎么花都行——但记得，给谁花，比怎么花，更重要。” 孩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小手已经伸过去抓了。 我笑着，没拦。 就像当年姑姑没拦着我把钱攥那么紧一样——有些懂得，总要等风把硝烟吹散，等阳光把冰土路晒软，才能慢慢长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