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民国时期被日本侵略陷入深重灾难，军民伤亡约几千万人，这一灾难的根本原因是日本蓄谋已久的侵略国策，而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政府的诸多决策失误，也加剧了灾难的程度。 蒋介石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民族领袖，可他真正关心的，是怎么保住手中权力和地盘。从东北失守到战后放弃对日赔偿，一条线贯穿始终——凡是伤不到他统治根基的事，他都能忍。 1952年，蒋介石签署和约，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甚至默认那些曾经屠杀无数同胞的部分战犯被平安送回国，他说这叫“以德报怨”，是文明国家的姿态，但实质上，这只是他为换取美国支持、拉拢日本所准备的政治筹码。 在冷战格局中，他宁肯牺牲民族尊严，也要稳住个人地位。需要说明的是，197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中宣布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这一决策着眼于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未来，与蒋介石政权的政治算计有着本质区别。 直到1937年卢沟桥的枪声响起，全国民愤沸腾，蒋介石才被迫表态抗战。他在庐山谈话里豪言“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但这场抗战从第一天起就充满了算计。 淞沪会战爆发，国民政府调集70多万兵力抗击日军25万人，数十万将士拼死守城，蒋介石却打着“拖长战争”的幌子，想借惨烈战局博取英美干预。 结果列强发了几纸抗议声明，中国军队伤亡达27万余人，丢掉了一代精锐，但此次会战也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战略企图。 更荒唐的，是南京保卫战。蒋介石先命唐生智誓死守城，转眼又批准撤退。通讯中断、命令混乱，几十万守军和市民被困孤城。 当时守卫南京的15万中国军队实际可用兵力不足8万，多为淞沪会战溃兵，装备匮乏，撤退命令仓促且无船只调配计划，导致大量军民滞留被屠杀。 无数军民在混乱中被屠杀，这座城最后被鲜血浸透，蒋介石的指挥失误，把战争彻底变成了灾难。 1938年，他又做出一个更冷酷的决定——花园口决堤。为阻挡日军推进，他下令炸开黄河，黄河水瞬间吞没三省，造成89万以上平民死亡、1200万人受灾、390万人流离失所的巨大人道灾难。 日军虽未遭受主力重创，但确实延缓了其进攻武汉的步伐，为武汉会战的准备争取了约3个月时间。这场“以水代兵”的计划，不仅没挡住敌人，反而让无数平民葬身洪流。 而当前线拼命时，后方却腐败成风。1942年河南大饥荒爆发，百姓饿死遍野，吃树皮、挖观音土。这场饥荒是侵华战争破坏、1941年起的连年灾害、1938年花园口决堤后的生态恶化以及军粮征缴过重等多重因素叠加导致。 蒋介石虽早已知晓灾情并曾决定减轻征粮数额，但后期救济不力、地方官员囤粮牟利，救济款被层层吞噬，导致灾情恶化，蒋介石更在意军队编制是否完好，却对百姓的死活视若无睹。 这一切都在说明一个事实：蒋介石心中真正的敌人，往往是他认为妨碍权力的中国人。从东北的不抵抗决策背后的“攘外必先安内”导向，到洪水淹没中原，再到战后对部分战犯的宽容，这些决策无不体现出一种私心——保权、保位、保家族。他把国家当成权力的舞台，民众只是可以被牺牲的棋子。 抗战的胜利，并非蒋介石一人之功，而是国共合作、全民族抗战的结果，是千千万万中国人民用血肉筑起的长城。 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队在淞沪、武汉等会战中进行了激烈抵抗，付出巨大牺牲；敌后战场上的游击作战持续牵制日军，两者相互配合，共同撑起了民族的脊梁。而当胜利到来，蒋介石却用一纸条约，抹去了那些血与泪。 历史不会遗忘。蒋介石的每一个决定，都在提醒后人：一旦权力高于民族，灾难就不会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