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陈独秀晚年非常惨，两个儿子已经牺牲了十多年，他和妻子潘兰珍生活困顿，有时甚至断粮半个月，但在他都吃不上饭的时候，身上其实怀有两万元巨款。 1940年，国民党教育部委托陈独秀编写一本识字教材，并预支了一笔不菲的稿费，对于当时在这个偏僻山村穷困潦倒的陈独秀来说，这笔钱不仅是救命稻草，更是一笔能够改善医疗条件的巨款。 但他把稿子交上去后，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却要在书名上动刀子，陈独秀定名为《小学识字教本》，官方却觉得“小学”二字容易让人误以为是给小孩子看的初等读物，非要改。 陈独秀顿时火冒三丈，在他看来，“小学”在传统国学里有着严谨的定义，指代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引经据典出自《礼记》，岂是随手可以篡改的？ 如果是圆滑一点的文人，或许改个名拿钱走人也就罢了，但陈独秀偏不，他认为这是权力对学术的傲慢干涉，是对真理的亵渎。 于是双方僵住了，他索性给教育部发去绝交信，不仅书不出了，就连预支到手的那笔钱，也直接宣判了“死刑”：封存，不动，除非你们认错。 这其实只是他晚年“坏脾气”的一个缩影，在那个特殊的年月里，他在江津的日子其实是被各方势力时刻关注着的，想给他送钱的人，甚至能排起队。 那时候，曾背叛革命投靠国民党的任卓宣试图拉拢旧情，汇来两百大洋，这对当时的陈独秀来说是笔大钱，但他一看来款人名字，立马像避瘟神一样把钱退了回去；张国焘也曾试图送上支票，同样吃了闭门羹。 在陈独秀的逻辑里，接受这些人的资助，就意味着自己独立人格的丧失，他冷冷地扔出一句话：“这些人，比我还要‘穷’。”哪怕是延安那边周恩来托人几经周转想要给予资助，他也因为复杂的心理包袱和强烈的自尊心婉言谢绝。 这种极端的清高，让他在生活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刚到江津那会儿，他本想投靠同乡好友邓仲纯，结果邓仲纯不在家，邓妻对他避之不及，甚至一度让他流落街头住进破客栈，后来虽勉强住进了邓开的延年医院，却也受尽冷眼。没了生活来源，也没有任何政治阵营的庇护，他带着妻子搬到了更偏远的鹤山坪。 那里的房子年久失修，夏天闷热如蒸笼，冬天阴冷透骨，对于一个患有严重高血压和心脏病的老人来说，无疑是慢性自杀，冬天写文章时，他的手常被冻僵，只能哈着气搓热了继续写。 而在这个过程中，承受了最大压力的，其实是他的妻子潘兰珍。 这段感情曾是上海滩的一桩奇闻，一个是不识字的烟草厂女工，一个是名震天下的思想界泰斗，两人相识于陈独秀最狼狈的逃亡期，没有花前月下，只有惊心动魄。 1932年陈独秀被关进南京的老虎桥监狱时，这个女人在监狱边租了个小破屋，靠做缝补浆洗的粗活养活自己，坚持每天给他送饭，狱卒都笑话这巨大的年龄差，陈独秀也不止一次劝她离开，但她就认准了一个理：“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到了江津，日子苦成了黄连，家里实在揭不开锅时，潘兰珍曾小心翼翼地试探，能不能先把那笔“教材款”挪一点出来救急，毕竟人总得活命。 但平时对妻子颇为温和的陈独秀，在那一刻却暴跳如雷，他告诉妻子，那钱只要官方不认错，那就是“不干净”的，哪怕饿死冻死，也不能为了五斗米折腰。 潘兰珍不懂那么多大道理，但她懂她的丈夫，她没再提钱的事，只是默默地把为了结婚积攒的一点首饰拿去当了。当陈独秀发现妻子首饰不见，两人对坐无言时，这种无声的悲凉比任何争吵都更刺痛人心。 事实上，陈独秀并非不爱这个在他落魄时走进他生命的女人。他深知自己那一身足以碾碎骨头的傲骨，同时也成了压在妻子肩上的重担。 甚至可以说，他拒绝了去美国写自传谋生的机会，拒绝了去重庆做官的诱惑，实际上也把潘兰珍困在了这方寸之地的贫瘠之中。 但这就是陈独秀。两个优秀的儿子陈延年、陈乔年早已牺牲，母亲谢氏也撒手人寰，政治舞台的门早已关上，到了生命的最后关头，除了这一身被很多人视作迂腐的“气节”，他真的可以说是两手空空。 悲剧的收尾来得很突然，也充满了荒诞色彩。 1942年5月，这位在文字训诂上绝不退让半步的老人，为了省那一点药钱，自己找偏方用蚕豆花泡水治高血压，不幸的是，那天泡水的蚕豆花已经发霉，这一杯毒水下去，直接诱发了严重的中毒反应，彻底摧垮了他本就如风中残烛般的身体。 在生命最后的弥留之际，躺在石墙院木板床上的陈独秀，神智稍微清醒了一些，他看着床边那个被生活折磨得不再年轻的妻子，费力地留下了最后的话。 他告诉潘兰珍，自己这一辈子把能得罪的人都得罪光了，也没留下什么产业，走后若日子过不下去，不要守着什么虚名，“找个可靠的人，改嫁吧，要自主，要自立。” 5月27日，陈独秀在那间漏风的破屋里停止了呼吸，终年63岁。 信源：人民网《陈独秀在重庆最后的日子》党史频道 党史博览《陈独秀江津岁月：困顿中的坚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