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秋天，密云猪头岭村的邓玉芬正在地里收红薯。58岁的她腰弯得很低，手上全是泥，突然听见有人喊：“你家永兴回来了！” 邓玉芬的手猛地一顿，抓着的红薯“啪”地掉回垄沟里。她顾不上擦手上的泥，也顾不上直腰时钻心的疼，扶着身边的红薯耙子，踉跄着就往村口跑。裤脚沾着湿泥和红薯藤的碎叶，跑起来哗啦作响，耳边的风都带着她的心跳，一下比一下急。 她太熟悉这个名字了。永兴，她最小的儿子，16岁那年跟着部队走的，走的时候还穿着她连夜缝的粗布军装，塞给他的熟鸡蛋还在兜里温着。这一去，就是整整七年，七年里，她没有收到过一封儿子的信，只从过往的战士嘴里，零星听过前线的消息。 跑进村口，她一眼就看到了那个穿着军装的年轻人。个子高高的，眉眼像极了他爹，脸上带着风尘，胳膊上还缠着绷带。是永兴！是她的永兴！邓玉芬喉咙发紧，想喊一声“儿啊”，却半天发不出声音，只能死死抓着儿子的胳膊，手抖得厉害，指甲都嵌进了自己的肉里。 永兴“扑通”一声跪下，抱着她的腿放声大哭。“娘，我回来了！我对不起您，对不起哥几个……” 这话像一把锥子，狠狠扎进邓玉芬的心里。她猛地想起，自己这一辈子，为了打跑鬼子、解放中国，到底送走了多少亲人。 1938年，鬼子的铁蹄踏进密云，猪头岭村的日子瞬间成了人间地狱。房子被烧，粮食被抢，乡亲们死的死、逃的逃。八路军来了，号召大家参军抗日，邓玉芬看着被烧毁的家园，看着饿肚子的孩子，咬碎了牙。她把大儿子永全、二儿子永安叫到跟前，一字一句地说：“去当兵，打跑鬼子，咱才能过安生日子。” 丈夫吴永成看着她坚定的眼神，也扛起了家里的锄头，跟着儿子们一起参了军。临走那天，邓玉芬给他们煮了家里最后一锅玉米粥，看着他们狼吞虎咽的样子，眼泪掉在粥里，她却笑着说：“好好打仗，娘在家等你们回来。” 可这一等，等来的却是噩耗。 先是丈夫吴永成，在一次送军粮的路上，遭遇鬼子的伏击，为了保护军粮，倒在了血泊里。消息传来时，邓玉芬正在地里种庄稼，她只是呆坐了半天，然后擦干眼泪，扛起锄头继续干活。她知道，丈夫是为了国家死的，值！ 接着是大儿子永全，在平北抗日根据地的一次战斗中，为了掩护大部队撤退，身中数弹，再也没有站起来。二儿子永安，在攻打密云县城的战斗中，被敌人的炮弹击中，连尸体都没找到。三儿子永合，在一次反扫荡战斗中，与鬼子拼刺刀，最后拉响了身上的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 四个儿子，一个丈夫，都没了。村里的乡亲们都劝她，别再让小儿子永兴去当兵了，这是她最后一个念想了。可邓玉芬看着前线退下来的伤员，看着村里无依无靠的老人孩子，还是把永兴叫到了跟前。 她给永兴缝了新布鞋，塞了几个熟鸡蛋，摸着他的头说：“儿啊，你哥几个都走了，他们是为了咱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你去，替他们继续打，打跑了敌人，娘就放心了。”永兴哭着点头，跟着部队走了，这一走，邓玉芬每天都站在村口的山岗上，望着部队远去的方向，一等就是七年。 现在，永兴回来了，可她的其他孩子，却永远回不来了。 邓玉芬没有哭，只是轻轻扶起永兴，拍了拍他身上的尘土。“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她的声音很轻，却带着千斤重的力量。旁边的乡亲们都红了眼眶，有人递过一碗水，有人拿来干净的布，想帮她擦擦手上的泥，她却摆摆手，扶着永兴往家走。 那天晚上，邓玉芬的屋里，第一次亮起了久违的灯光。她给永兴熬了他最爱吃的红薯粥，炒了一盘咸菜，看着儿子狼吞虎咽的样子，她的脸上露出了多年来的第一次笑容。可夜深人静时，她还是悄悄起来，走到院子里，望着远方的星空，一个一个地喊着丈夫和儿子们的名字。 “永成啊，永兴回来了，你看到了吗？” “永全啊，永安啊，永合啊，你们的弟弟回来了，你们放心吧。” 秋风掠过院子，带着红薯的香气，也带着她的思念，飘向了远方。 后来，邓玉芬把家里收的红薯都捐给了村里的贫农，把永兴带回来的抚恤金，全部分给了村里更需要的人。她还是每天下地干活，只是腰弯得更低了，手上的茧子更厚了。有人问她，这辈子送走了五个亲人，后悔吗？ 她摇摇头，看着远方的群山，一字一句地说：“不后悔。国没了，家就没了。孩子们是为了国家死的，为了老百姓死的，值！” 1949年的秋天，新中国已经成立，密云的大地上，到处都是丰收的喜悦。邓玉芬的地里，红薯长得又大又甜，可她的心里，却永远缺了一块。那块空缺里，装着她的丈夫，装着她的四个儿子，装着她对家国最深沉的爱。 她不是什么大人物，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一个普普通通的母亲。可就是这样一位母亲，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撑起了一个家，也撑起了一个民族的脊梁。她的故事，不是传奇，却是千千万万中国母亲的缩影。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她们用柔弱的肩膀，扛起了家国的重担，用无私的奉献，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和平生活。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星球河流
英雄母亲[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