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年迈的刘伯承元帅开始丧失了独立思维能力，并从那年开始，他再也没有离开过医院的病床。1974年3月，为了加强对刘帅的集中治疗，上级决定把在外地的著名心内科专家牟善初教授调到北京，担任刘帅医疗保健组组长。 牟善初此时刚从华东血吸虫病防治一线收队，行李还未放下，就登上了前往北京的列车。这个被称为“模范医学教授”的人，此前刚在江苏完成缩短锑剂疗程的实验，治愈率成倍提升。 那次战役中，牟善初提出6天短疗法代替传统21天方案，最终让“送瘟神”不再只是口号。那年他才40多岁，干劲十足，在下乡诊疗时一口气能跑十几公里田间地头。 牟善初从不讲究身份，到了北京后不进宾馆，直接进驻301医院。刚进病房，他愣住了，刘伯承元帅瘫在床上，意识模糊，反应迟钝。 而刘伯承，曾是西南战役的统帅，重庆手术不打麻药的军人，眼前却几乎完全丧失自主意识。 牟善初盯着药单看了整整一个下午，发现问题关键并不在心脏，而在多年来的药物累积副作用。他没立刻动药，而是带着团队值班三昼夜，逐一排查。 有人提出保守方案，牟善初却坚持中断原药方案，改用低毒性药物配合中医调理。他说：“不是为了治病而治病，是为了能让人多一点清醒的时光。” 1975年，刘伯承痉挛次数逐渐减少，偶尔能睁眼。牟善初每天早上七点到岗，晚上十点才走。他办公室不挂合影，不收礼，连春节也守在床边。 一位护士曾悄悄问他：“您也太拼了吧？”牟善初只笑了笑没说话。 他这么做不是第一次。1944年，牟善初还没成名，那年腾冲战役打得最狠，医护都往后撤。他却硬是调到前线野战医院，每天在枪炮声中为伤员剖腹、缝合、止血。 他曾和同学调签，从“民用”签调成“军用”签，只为去抗日前线。那些年，他在云南待了快一年，活着回来已是运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