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春，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黄克诚，接到了中南局代理书记邓子恢的电话，得到了其岳父唐某即将被枪决的通知。 1952年春，长沙雨水不断，省委大院阴凉潮湿。 那天黄克诚在办公室翻材料，电话响了。接起来，是中南局代理书记邓子恢，直接说明情况：汉口一名大鸦片贩子、大汉奸，案子已经审完，批准枪决。 名字一报出来，屋子里静了一下，那人姓唐，是黄克诚的岳父。 亲戚归亲戚，落在公文上，就是一个写满罪状的被告。汉口谁靠鸦片发财，谁给日本人当帮凶，老百姓心里早有数。解放以后清算旧账，这种人迟早要进监狱，上法场。电话那头把程序交代清楚，语气平稳，不带试探。 黄克诚沉默片刻，没有打听能不能从宽，只平静地表示对组织决定没有意见。话说到这里已经够硬，他又补了一句，希望临刑前提前通知，好让家里有个准备。几句话，把态度摆得明白：公事照章执行，私情自己消化。 这种劲头不是凭空冒出来的。他一九零二年十月生在湖南永兴。 一九二五年入党，一九二六年参加北伐，一九二八年在湘南起义中参与领导永兴年关暴动，随后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白色恐怖的那些年，今天活着，明天难说，个人命运轻，信念和规矩反而重。 一九三四年十月，他率部担当前卫参加长征。国民党拉起四道封锁线，他带着部队一条条打穿。到湘江南岸时敌人猛攻，他扛着数倍兵力的轮番进攻，护着中共中央和军委纵队渡过湘江。 战场上这几道火线，让他对“公”和“私”的分寸更有数。 一九四零年八月，他率部东进淮海，又南下盐城、阜宁，打开华中抗战的新局面，还把华北、华中两块战略区域连成一片。抗战胜利后，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四日，他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发电，写下《对当前局势和军事方针的意见》，提出要尽快派部队进入东北，至少五万人，能去十万人更好，在那里先扎一个大的战略根据地。 中央采纳了这番意见，东北成了解放战争的重要起点。 一九五五年授衔，他被定为大将，胸前挂上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外人看，是一辈子打出来的风光。熟悉他的人知道，他对这些看得很轻。 新中国成立后，他一家一直住在解放前留下的旧房子里，墙皮脱落，下雨要用盆接水。 管理部门劝他搬家或翻修，他摆摆手，说群众住房还紧张，钱要花在当用的地方。 生活里他对自己抠，对家人也不松。他娶的唐棣华，是湖北封建大家庭出来的小姐，在青岛大学念过书，说话做事利落。一个是农家子弟，一个是大家闺秀，这样的组合，要走得稳，规矩得先立住。 婚后两人专门“约法三章”。党和国家的事永远排在一家老小前面，不能因为婚姻拖党的后腿，更不能利用手里的权力替娘家、替亲戚开方便之门。规矩没写纸上，却横在心里，谁都不敢轻易碰。 唐棣华对父亲的底细，比别人更清楚。 汉口的大鸦片贩子，侵华时又投靠日本，这样的身份，放在哪个家庭都抬不起头。全国解放后，清查汉奸、大毒枭的风声一起，她心里就有数，早晚会轮到父亲。 等到人民政府把唐某抓起来，一条条罪行摆在桌上，群众意见很大，办案机关定性为大汉奸、大鸦片贩子，报请枪决，她只是暗自落泪，没有拉着丈夫到处开口。 案子走到执行阶段，法纪和亲情的碰撞也到了最后一程。 枪决前两天，黄克诚“坐不住”了，去了负责此案的高文华家。高文华心里揣着一层估计，以为这位大将要提点“情面上的话”，求个从轻，拖一拖时间，也算给家属留个台阶。 两人落座之后，话题很快转到案子上。 黄克诚先表明态度，政府决定对唐某执行枪决，他完全同意，这样的人罪该如此。 这层意思说清了，他才接着讲，说唐棣华同志毕竟是其女儿，唐某又是她的生身父亲，临死前，能不能让父女见上一面。就这么一句请求，不替岳父辩护，不为量刑讨价，只要一个告别机会。 高文华听完，当场点头，说这是人之常情，应当成全。 案子的罪名没有变，执行时间没有拖，态度却在这一刻看得更清楚。对法律的尊重，对亲情的挂念，被他分成两摞，各自归位。 这件事后来常被人提起，有人记住他的硬，有人看到他的柔。 冷也好，硬也好，落到最后是一个“公”字。对国家有大罪的亲戚，就该照章办，这不是撇清关系，而是把自己也锁在规矩里。人情可以多留一寸，法纪不能少一分。 他对子女同样不留情面，立的家规很直白，不许从国家拿一丝一毫，不许叫工作人员替自己办私事。做人要清清白白，别去碰那些群众反感、百姓痛恨的事。 从一九二五年递上入党申请算起，到晚年离开岗位，他身上那条界线一直没模糊过。 岳父一案，只是让这条线在众目之下亮了一次，也让人看清，一个人既有亲有情，也能守住底线，只是那份代价，需要自己默默咬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