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42年在延安，贺龙与薛明结婚时的照片。 薛明一九一六年出生在河北霸县贫苦农家。父亲早早病逝，家里本就拮据，更加窘迫。 母亲白天下地，晚上做针线，舍不得让闺女停学，一边攒学费，一边反复说：穷人要想翻身，书得认几行。这句话，把孩子推离了命里注定那条“种田嫁人”的路。 村小学简陋，她在那儿第一次接触进步思潮和小报，知道社会并不安静。 小学毕业，她考进天津三八女中，看到大城市的报纸、电车和学生社团，耳边全是抗日、救国的话题。 一九三一年，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在天津抓民工修工事，用完就杀，血淋淋的消息传进校园，她望着操场上的旗子，被风吹得乱抖，觉得只顾一家一口饭已经站不住脚，国家弱了，谁都不安全。 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北京学生上街，天津也掀起浪潮。 十九岁的她挤在队伍里，高喊抗日口号，向路人发传单，北风刮脸，只觉得心里发烫。她慢慢认定，只有这个“社会母亲”翻身，千千万万穷人家才有指望。 一九三六年，她在党旗下宣誓入党。 入党后，她在天津地下党当交通员，负责妇联、学联、民先之间的联络。 日机轰炸天津，她和同志们组成请愿团，沿着铁路南下，把抗日口号从课堂喊到街头，从津门喊到上海。 上海失守，组织把她调往江西，她兼任江西妇女生活改进会副组长、丰城县难民保育院院长，一边发动妇女缝军装、做军鞋，一边收容战火中的孩子，让他们能吃饱、有地方睡觉。 大约一年后，她去陕北延安，在女子大学长征女干部班当指导员，又到清涧县做民主选举，把新制度讲到村口。 一九四一年，她担任西北局延安县组织部长，成了一名带队伍的女干部。 也在这一阶段，她遇见了照片里的新郎。 前一年，贺龙和蹇先任因性格不合离婚，四十五岁的他白天抓战事，回去还要顾家。身边人劝他再成个家，他摆手，说一个人也挺好，还嫌小知识分子难处。在他心里，有的人书念得多，离战壕远。 同事把薛明的身世、经历一条条讲给他听：贫农出身，靠寡母供着读书，一二九上过街，天津地下党做交通员，轰炸里跑联络，上海守不住后在江西办保育院。 贺龙听完，觉得和想象中的“小知识分子”不一样，答应见面。 一次会议后，陈正人通知薛明去窑洞汇报，她推门进去，看见炕边坐着贺龙和高岗，心里一紧，还是把材料清楚地讲完，不绕弯，不摆架子。 贺龙听完，对这个女干部有了敬重。 不久，组织派薛明去西北局学习。名义上是进修，其实多了撮合的意思。 十多天里，她一再被安排去给贺龙汇报学习情况，自己都觉得话快说干了，只好去问个明白。 陈正人索性挑破，说老贺对她有意思，就是不太会开口，让她好好掂量。她脸一红，说要考虑。一个月过去，两边都没再主动。 再见面，是在贺龙的窑洞里。陈正人把她送到门口，自己退了出去。 屋里安静了一阵，贺龙放下报纸，说真心看重她的觉悟和本事，两个人在一起可以互相撑着干革命，问她对个人问题怎么想。 她既敬重，又顾虑，只说现在任务重，不想急着成家，过三年再说。 贺龙点头，说三年就三年，等得起，这一句，让两个人心里都有了数。 陕北的一场大雨，把这桩婚事推到了台前。 一次汇报结束，薛明出窑洞时天还亮，走到半坡，乌云压下来，大雨很快把黄土路冲成泥。 她一脚陷进泥里拔不出来，人也晃了一下。 贺龙踩着泥水走过去，伸手说来，拉你一把，把她整个人提起来。 长筒皮靴扎在泥里，白衬衣扎在裤腰，人站得很稳。这一幕在延安传开，有人打趣，说都在泥路上拉手了，八成成了。 第二天，彭真上门，说老贺太忙，没空慢慢谈情说爱，她要是没意见，这门亲事就别拖。 薛明点头，说自己没有意见。 不久，同志们在窑洞里给他们办了简单婚礼，几盘菜，几张凳，大家端着瓷碗道喜。一九四二年，这才有了这张合影，那一年薛明二十六岁，贺龙四十六岁。 婚后，两个人一静一猛，日子却合拍。 薛明照看贺龙的起居，又成了他的“文件参谋”，先把文件、电文看一遍，记下要点，再用简短的话讲给秘书听，让秘书在散步时向贺龙汇报，既不耽误工作，也不至于把人拖垮。 新中国成立后，贺龙担子更重，糖尿病也缠上身。薛明做饭时常常掂量油盐糖，尽量替他把关。 从延安窑洞婚礼到一九六九年六月九日贺龙因病去世，两个人做了二十七年夫妻。 薛明五十三岁，在追悼会上强撑着不失态，眼泪还是止不住，多年盼着的那个“晴天”，丈夫没能看到。 后面四十二年，她一个人替他看完。 她把子女培养成人，离休以后也没完全退下，还尽力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命运没停手，晚年又添重击。 她八十五岁那年，爱子何鹏飞因病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整个人一下瘦了下去。家人和老战友都担心她撑不住，她咬牙挺过去，把痛压在心里，把日子照常往前推。 二〇一一年八月十一日，薛明在北京病逝，终年九十五岁，是十大元帅夫人中走得最晚的那一位。从一九六九年到这一天，整整四十二年，她见证了一个崭新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