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钱壮飞在长征途中，神秘地失踪在乌江岸边，成为党史上的一桩谜案，组织苦苦寻找50年仍下落不明！直到1986年，金沙县考证查出真因，结局让人唏嘘不已！ 七一前后，贵州毕节金沙后山镇的烈士纪念园很热闹，山风一吹，松枝乱晃，石碑上一行名字格外扎眼——钱壮飞。很多人听过“龙潭三杰”的说法，知道他是隐蔽战线上的高手，却不清楚，这个名字还连着一桩在党史里挂了多年的“失踪案”。 时间往回拨。浙江湖州一个小商人家里，出生了这个孩子。 长大后，演过电影，行过医，写写画画都行。 1926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卷进了看不见硝烟的暗战。 国民党无线电管理处上海营业处里，他成了徐恩曾身边的红人。 徐恩曾接手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着手搭建反共特务系统，把钱壮飞调去南京，当机要秘书。表面上是得力助手，背地里，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已经把他和李克农、胡底拧成一个三人小组，看似帮忙建机构，其实把敌特机关的脉络摸得门儿清，秘密指挥机关和几个掩护点都在掌握之中。 惊险的一幕出现在1931年4月。 顾顺章在汉口被叛徒指认抓捕，随即叛变，武汉特务机关连发6封特急绝密电报，电文直指中共中央和重要领导人。夜里值班的机要秘书只有一个，叫钱壮飞。 那6封电报没有按规矩走，而是被他冒着掉脑袋的风险送到了上海。 周恩来、瞿秋白、邓小平、邓颖超等人紧急转移，躲过一场大祸。周恩来后来提起他，话里压着感情，说没有钱壮飞，很多同志可能都死在国民党手里。 这样的人，本应在功勋册上排在前列，命运给出的却是另一种结局。 长征开始后，他跟着队伍辗转行军，身体毛病越来越多。 走到贵州乌江一带，旧疾缠身，脚步发沉。同去的中革军委二局同志回忆，身患疾病的钱壮飞当时已经没有过江，留在南岸活动，人却忽然从队伍里不见踪影。 周恩来得到消息，派人去打听、去找，乌江两岸跑了不少地方，也没等到他再出现，这件事被乌江水压住，很久只有“下落不明”四个字。 民间关于牺牲地点的说法慢慢多起来。 贵州的党史研究者下乡核实，整理出两种看法，一种停在乌江南岸，被称作“息烽说”，一种落在乌江北岸，被称作“金沙说”。 中革军委二局同志的共同记忆，是他没过江，这一点又和“金沙说”里的情节扣在一起。 1935年4月1日，红军各路部队已经成功南渡乌江。 一名高个子、长脸、操外省口音的红军战士掉队，没能过江，在金沙县梯子岩渡口附近的堰田岩，被当地土顽分子聂丛山杀害，牺牲时大约四十岁。 附近农户记得，这名红军来过家里歇脚问路，脸色发白，说话客气。 党史部门后来访谈见过这位红军的老人，把身形相貌、说话腔调、出现时间一条条对上，再对照当年的职务履历，认定这名在堰田岩倒下的红军，就是中革军委二局副局长、红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钱壮飞。 当地群众当时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只知道这是红军。 几天后看到遗体，大家冒着风险，把他就地掩埋。 那一丘新土最早只被叫作“红军坟”，清明一到，附近人家去上香、添土。很多年里，墓下究竟是哪位烈士，说不出准头，敬意一直没打折扣。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修水电站，库区水位抬高，原来的坟地要被淹。 当地党委和政府组织人手，用棺木装殓骸骨，把烈士迁到离乡政府大约五百米的张家垭口，立碑刻上“红军烈士之墓”几个字。1991年，乡亲和干部又凑钱出力，把烈士墓修整得更体面些，那时候只觉得这么做心里踏实，名字问题仍旧没解开。 拼图在后来慢慢补上。 贵州党史部门等在2000年至2001年又拉起联合调查组，把旧材料翻个底朝天，再跑金沙、跑后山乡，找当年的见证人，核对原始记录，把牺牲位置和时间坐实。 形成的意见写得很清楚：钱壮飞烈士牺牲地为贵州省金沙县后山乡，牺牲时间为1935年4月1日。这个结论报上去，得到国家相关部门批复认可，档案里的“失踪”记载有了注脚。 如今走进后山镇，映入眼帘的不只是那块烈士墓。 钱壮飞事迹陈列室里，“龙潭三杰”的油画把三个人定在一起，资料照片留下他年轻时的神情。 墓地和陈列室被命名为国家安全教育基地，每年都有不少来客进山，听讲解、看旧物，在墓前停几秒钟。 像钱壮飞这样的共产党人，在那条看不见的战线上不在少数。 工作干得越好，名字越难被提起；任务越危险，经历越难被说清。胜利时站不到台前，遇到牺牲往往连一句自我辩解的机会都没有。乌江的水日夜不停，后山镇的纪念园一批批迎人送人，那座曾经没有名字的坟，此刻替很多沉默的身影站在风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