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流传“驯服日本，必须从其民族卑劣性的‘贱’字下手”，这种说法是否击到日本的痛

网上流传“驯服日本，必须从其民族卑劣性的‘贱’字下手”，这种说法是否击到日本的痛点。 乍听似乎契合部分人对日本历史行为的愤慨，实则是一种以偏概全的标签化偏见。这种将特定国家的历史行为简化为“民族卑劣性”的认知，既违背了民族认知的科学性，也无视了历史与现实的复杂逻辑，不仅未能触及问题本质，反而可能激化对立，绝非理性看待中日关系的可取之道。 将日本民族定义为“卑劣”的“贱”，本质上是陷入了极端民族主义的认知陷阱。民族作为历史文化共同体，其性格特质是复杂多元的，既有历史积淀的优势，也可能存在特定环境下的缺陷，绝不可能用单一贬义词概括。日本社会确实存在如“民族同质化”意识形态带来的排外倾向，以及近代史上军国主义泛滥造成的侵略原罪，但这绝非民族的全部面貌。日本在科技研发中的严谨精神、环境保护中的自律意识、传统文化传承中的坚守态度，都是其民族特质中值得客观看待的部分。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指出，中日文化既存在交融也有差异，这种差异是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而非“卑劣性”的证明。将特定历史时期的错误行为归咎于整个民族的“本性”，本质上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论调一脉相承，是对民族认知的粗暴简化。 历史反复证明，标签化的民族攻击终将反噬自身。西晋时期江统提出《徙戎论》，鼓吹排斥内迁少数民族的极端论调，最终引发“五胡乱华”的战乱；元朝推行“四等人制”的民族等级政策，导致民族矛盾激化，王朝短短九十余年便覆灭。这些历史悲剧警示我们，任何将民族划分为优劣等级、进行道德批判的言论，都将撕裂民族情感、引发对立冲突。近代以来，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带来深重灾难，这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但我们应批判的是具体的侵略行为、军国主义思想，而非整个日本民族。若以“贱”字全盘否定日本民族，恰恰陷入了与军国主义者相同的极端思维，违背了人类文明倡导的平等尊重原则，也不利于中日民间互信的建立。 看待日本的正确姿态，应是摒弃偏见、立足现实、坚守原则。日本社会确实存在对历史认知的分歧、军事扩张的试探等问题，这需要我们保持警惕并以坚定立场回应——在历史问题上寸步不让，在核心利益上坚守红线，正如美俄以实力为后盾的对等博弈所昭示的，对付挑衅需用实力说话而非道德辱骂。但这种回应绝非建立在“民族卑劣性”的标签之上，而是基于国家利益的理性博弈。中日作为东亚大国，经济互补、文化交融，存在广泛的合作空间。当前中日民间互信不足的根源，更多在于历史认知分歧与现实利益博弈，而非所谓“民族本性”的对立。唯有摒弃标签化偏见，以客观理性的态度看待日本的历史与现实，既不忘记历史伤痛，也不延续仇恨对立，才能构建互利共赢的双边关系。 民族间的相处之道，在于“和而不同”的包容智慧，而非“非黑即白”的极端批判。“驯服日本”的说法本身就带有霸权思维的色彩，国家间的关系应是平等相待、相互尊重，而非一方“驯服”另一方。那些鼓吹以“贱”字定义日本民族的论调，看似击到了“痛点”，实则是对问题本质的误读。真正的理性，是认清历史、正视现实，以实力筑牢底气，以包容化解对立，这才是构建稳定东亚秩序、维护自身利益的根本之道。